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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《離騷經》者,屈原之所作也。」
《離騷經》這部作品,是屈原所創作的。依據《山帶閣注楚辭》的闡釋,「離」即是離別,「騷」則是憂愁;因篇中有「余既不難離別」的詩句,可知此篇大概是屈原在懷王之時初次遭到疏遠斥退,內心懷抱著深切的憂愁與幽思而寫下的。正文開門見山交代篇名與作者,古注則進一步透過題名釋義與篇中文句互證,指出此作乃是屈原見斥於懷王時抒發愁思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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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古注:山帶閣注楚辭、屈原賦注;模型:Gemini 3.7 Flash (High)
「三閭之職,掌王族三姓,曰昭、屈、景。」
「三閭」這一官職的職責,是負責掌管楚國王族的三個大姓,即昭氏、屈氏與景氏。注文引據文獻對這三姓的源流與人物作了補充說明:昭氏如《戰國策》中所記載的楚國大臣昭奚恤;屈氏依據《元和姓纂》記載,為楚國公族羋姓的分支後裔,源於楚武王之子瑕食采受封於屈地,因而以此為氏,後世有屈重、屈蕩、屈建及屈平等人;景氏同樣出於羋姓,如楚國的景差。昭、屈、景三姓皆為楚國公族大姓,漢代時朝廷亦曾將這昭、屈、景三姓大族一同遷徙安置於關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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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同列大夫上官、靳尚妒害其能,共譖毁之。」
與他官階地位同等的大夫上官,以及朝臣靳尚,因嫉妒他的才能而欲加陷害,一同進讒言來詆毀中傷他。《楚辭章句》在此引《史記》之說補充二人的身分背景:上官大夫是與他職位同列的朝臣,而靳尚則是當權掌事的重臣。整句清楚說明,身邊地位相當的同僚與掌權用事的權臣,皆因忌恨他的才幹而彼此勾結,合謀對他進讒與誹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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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王乃疏屈原。」
正文敘述君王自此疏遠了屈原。此處的「疏」字,依據《楚辭補注》所載異文,另一版本亦作「逐」字。若依正文「疏」字理解,是說君王於是疏遠了屈原,不再親近信任;若依另一版本作「逐」,則是說君王將屈原放逐、驅逐。這兩種文字異文對本句的理解有所影響:一說為君王自此疏遠冷遇屈原,另一說則指屈原遭到君王放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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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,憂心煩亂,不知所愬,乃作《離騷經》。」
屈原始終堅守並踐行忠誠貞潔的操守,卻遭受奸佞之人的讒言中傷(句中「衺」字,《楚辭補注》載一本作「邪」,皆指邪惡讒佞之人)。他內心憂慮愁悶、煩亂不寧,不知能向何處傾訴伸告,在憂悶無告之中,於是創作了《離騷經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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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言己放逐離別,中心愁思,猶依道徑,以風諫君也。」
這段話說明作者自述遭受放逐離別,內心滿懷愁緒憂思,但依然遵循正途,以此委婉諷諫君王。其中「猶依道徑」,古注指出亦有異文作「陳直徑」或「陳道徑」,皆指陳說或依循正直之道。圍繞本段遭憂諷諫的深意,古注對篇旨與名義各有辨析:太史公認為離騷猶如「離憂」;班固則將「離」解為「遭」,指屈原表明自己遭遇憂患而作辭抒懷;顏師古又補述「騷」為憂愁擾動之態。此外,針對題名加「經」字,注者考辨古人稱引《離騷》從未言「經」,純是後世學者尊崇推衍其文辭才奉為經典,並非屈原本意,王逸尊名為經的說法並不正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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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是時,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,令絶齊交;又使誘楚,請與俱會武關,遂脅與俱歸,拘留不遣,卒客死於秦。」
這時,秦昭王派張儀以詭詐手段欺瞞楚懷王,使楚國與齊國斷絕盟好;隨後又誘騙楚王,請他赴武關會盟,遂脅迫他一同歸秦,扣留不予放還,懷王最終客死於秦國。對此,《楚辭章句》引《史記》辨正指出,正文將史實混併:派遣張儀佯裝離秦、以厚幣詐楚令其絕齊者,實為秦惠王而非昭王;而欲與楚聯姻、誘懷王至武關相會,縱有屈原警告秦為虎狼之國不可信,懷王仍執意前往,終遭伏兵斷後拘留者,才是秦昭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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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其子襄王,復用讒言,遷屈原於江南。」
楚懷王的兒子頃襄王即位後,又再次聽信毀謗讒言,將屈原放逐到江南地區。《楚辭章句》引《史記》說明其背景:楚懷王長子頃襄王立為國君後,令尹子蘭指使上官大夫在頃襄王面前說屈原壞話、進讒中傷,頃襄王為此大怒,因而採信讒言將屈原貶謫放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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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屈原放在草野,復作《九章》,援天引聖,以自證明,終不見省。」
屈原被放逐流落於草野之間(據《楚辭補注》校記,「草野」亦有版本作「山野」),在此期間他又創作了《九章》。他上告蒼天、引證先代聖王,以此表白心志、自證忠貞與清白,然而自始至終都未能得到君王的省察與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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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,遂赴汨淵自沈而死。」
此段記述不忍心以自身的清白高潔長久處於污濁的世道,於是投奔深水自沉而亡。注文引《前漢‧地理志》與《荊州記》對此處的「汨淵」(汨音覓)作了地理上的指實:長沙羅縣北面有汨水環流,水源出自豫章艾縣界內,向西注入湘水;若沿著湘水往西北走,距離羅縣三十里處名為「屈潭」,即是屈原投水自沉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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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《離騷》之文,依《詩》取興,引類譬諭,故善鳥香草,以配忠貞;惡禽臭物,以比讒佞;靈脩美人,以媲於君;宓妃佚女,以譬賢臣;虬龍鸞鳳,以託君子;飄風雲霓,以爲小人。」
《離騷》的文辭依循《詩經》取興寄託的手法,引取同類事物作比喻:以良鳥、香草比配忠貞之士,以惡鳥、穢物比擬讒佞小人;以「靈脩」、「美人」匹配君王(《楚辭章句》釋「媲」為配偶、匹配之配);以宓妃、佚女比喻賢臣;以虬龍、鸞鳳寄託君子之德;以飄風與雲霓當作小人。字詞與名物方面,《楚辭補注》指出「飄風」之「飄」一本作「飇」;而對於文中的「鸞」與「雲霓」,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另有解釋,指出此處的「鸞」是指安裝在車衡上的鈴鐺,「雲霓」大概是指繪有雲霓的旗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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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其詞溫而雅,其義皎而朗。」
這段話形容文辭與義理的特質:其文辭溫和淳厚而典雅端正,其蘊含的意旨則潔白高尚、明朗透徹。《楚辭補注》在此處記錄了一處版本異文,指出「朗」字在另一版本中作「明」。無論是作「朗」還是作「明」,皆表示意旨的光明澄澈,說明其言辭溫潤文雅,而其義理皎潔明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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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凡百君子,莫不慕其清高,嘉其文采,哀其不遇,而愍其志焉。」
世間的所有君子,無不欽慕其清白高潔的操守,讚許其卓絕的文采,哀憐他生不逢時的坎坷際遇,並深切痛惜(「愍」字一作「閔」)他未能伸展的宏志。注家特別引魏文帝《典論》與宋子京之說來闡發其「文采」:魏文帝認為,屈原崇尚優游舒展的文風,善於憑藉寄託與比喻深婉達意,在辭意的迴旋中從容綽約,連後世辭賦名家司馬相如、揚雄都無法企及;宋子京更推崇《離騷》為詞賦之祖,其藝術成就極為崇高,正如極致的方圓無法再被規矩增減超越一般,後世作者皆難以企及。正因其辭章寓意深遠且開創法度,歷代君子才對其文采由衷稱頌,並對其忠志深懷憐惜與同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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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帝高陽之苗裔兮,朕皇考曰伯庸。」
我是古帝顓頊高陽氏的後代子孫(高陽多數注家定為顓頊帝號,另一說引張晏指為顓頊所興之地名;苗裔如草木之根苗、衣裾之餘末,指遠代子孫)。楚國先祖出自顓頊,後楚武王之子瑕受封於屈而以屈為氏,我自道本與楚王同姓共祖、身為世臣,恩深義厚。我(先秦時「朕」字上下皆可自稱,至秦漢始專為帝王尊稱)具有美德的先父,字叫伯庸。關於「伯庸」,王逸與朱熹等注家皆定為其字;雖有舊說以為是父親之名,但五臣等注家辨斥為人子豈忍直呼父親名諱,故實為其字。全段以賦體首敘氏族與祖考,追懷木本水源,言外寓有承繼忠賢美德、與國共存亡之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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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攝提貞于孟陬兮,惟庚寅吾以降。」
本段以賦體直陳其事:在太歲值寅的攝提格之年,正當孟春正月之時,我在庚寅這一天降生(「惟」為發語助詞)。關於此一生辰之義,古注闡述各有側重:一說如王逸《楚辭章句》,釋「降」為下母之體而生,因寅為陽正、庚為陰正,故歲在寅、月在正月、日逢庚寅,象徵稟受天地陰陽之中正;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則進一步引《說文》天地元氣與男女生年運行之理,論證男子始生立於寅的推曆依據;另一說如蔣驥《山帶閣注》,則徑直指出其生辰要旨實為年、月、日三者皆落在「寅」辰。諸注皆緊扣正文字句與曆法,解明詩人生逢吉辰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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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皇覽揆余初度兮,肇錫余以嘉名。」
父親(皇考伯庸)審視並推度我誕生時的氣數或品性器度,因而開始賜予我美好的名字。依古注,「皇」指父親,「覽」為觀看(一作「鑒」),「揆」為推度;「肇」為初始,「錫」為賜給,「嘉」為美善。關於「初度」,注家解說有所不同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解「初」為初始,指父親審視推度我始生的年月日時皆合於天地正中,故賜以美善的名號;五臣注則解為父親審查度量我初生時的法度;《山帶閣注楚辭》(依「余」下有「于」字之本)則解「初度」為早年之器度。全句即敘述父親審察我初生時的時節氣數或天賦法度器量,因而為我命名、賜下美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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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名余曰正則兮,字余曰靈均。」
父親為我取名為「正則」,又為我取字為「靈均」。依古代禮制,男子出生三個月由父親命名以定心志,成年加冠時命字以表彰德行,屈原之名與字即是依德行而命。古注多指出,「正則」與「靈均」分別是闡發其名「平」與字「原」之義,但各家對字義與寄寓之解說略有分歧:王逸注釋「正」為平、「則」為法則,而「靈」為神妙、「均」為調和,認為其名法天、字法地,寓意自身上能安君、下能養民;五臣注則解「靈」為善、「均」亦為平,謂其能端正法則、善於平理;蔣驥《山帶閣注》則解為正平法則、靈明均齊,認為是因其年少有美好德行而賦予美名,用以彰顯其內在美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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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紛吾既有此內美兮,又重之以脩能。」
我既已盛多豐厚地具備了天賦的內在美德,又在此之上加倍修養出卓絕的長才。此句以賦而兼比之筆展開:對於「內美」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是內含天地之美氣,朱熹《集注》指生逢良辰所得的天賦善質,戴震《屈原賦注》解為資質氣度的粹美,五臣注訓為忠貞,蔣驥《山帶閣注》則指正則、靈均之名所寓之德,並視內美為先天之「天工」。關於「重」字,洪興祖《補注》與朱熹均指其為「再」、加倍之意,非輕重之重。至於「脩能」,各家解釋亦有側重:王逸以「脩」為遠,謂其才能絕遠、足安社稷;朱熹訓「脩」為長,指超絕之才;蔣驥則訓為後天的「脩治之能」,對應於天工而屬「人力」;戴震則釋作好自脩潔且賢能。新注更指此節係追溯其未見疏遠之時,汲汲自修、欲引君興楚之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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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扈江離與辟芷兮,紉秋蘭以爲佩。」
我披戴著江離與幽隱芳香的辟芷,並將秋天盛開的蘭草編綴成隨身佩飾。依古注所釋,『扈』在楚地方言中作披覆、被戴之意,另一說引《左傳》解為止抑邪僻;『辟芷』指生於幽深處而芳香的白芷;『江離』亦為香草,注家對其物形有似水薺、出海水似青髮、赤葉或大似芹菜等多種說法。關於『紉』,王逸注釋為搓索,其他注家或解為編結、接續或穿引。古注進一步闡明,古人以佩飾象徵美德,德行清潔者常佩香草;詩人將江離與辟芷披戴為衣,又將秋蘭連綴為飾,正是藉此象徵自己修身清白,博採眾善以自我約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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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汩余若將不及兮,恐年歲之不吾與。」
本句承接上文,表達及時修省與唯恐時不我待的緊迫心情。起首的「汩」字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與朱熹《楚辭集注》等解為如水流般疾速消逝之貌;另一說見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與戴震《屈原賦注》引《方言》,解為急疾奔行。對於「若將不及」的理解,各家側重不同:五臣注指歲月前行極快,自己彷彿追趕不上光陰;王逸注則強調是感念生命如水流逝,誠心急欲輔佐君王,因而內心汲汲、總覺趕之不及;朱熹與戴震則認為此處兼具賦比之意,是承接上文表達急切自修德行、勉力自持。後句「恐年歲之不吾與」,洪興祖指出本於《論語》「日月逝矣,歲不我與」,正是深深憂懼時光忽然而過、不與自己相待,轉瞬將步入衰老而一事無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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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朝搴阰之木蘭兮,夕攬洲之宿莽。」
清晨我登上楚南的阰山採拔木蘭,傍晚又來到水洲採集宿莽。木蘭為芳香之木(有注指為白色的辛夷),剝去樹皮仍能不死;至於「宿莽」,王逸《章句》釋為楚人對經冬不死之草的稱呼,《補注》與《山帶閣注》引《爾雅》定為拔去草心仍不死的卷施草,戴震《屈原賦注》則別持一說,認為猶如《禮記》所稱之宿草,是指隔冬陳根復生萌芽之草。對於採集二物的寓意,古注亦有精闢闡發:王逸注以為,晨起登高採木蘭是上事太陽、承受天的節度,暮入洲澤採宿莽是下奉太陰、順應地的定數,行事皆以天地神祇自相敕戒,並藉木蘭去皮不死、宿莽遇冬不枯,比喻君子縱受讒人困厄,秉受的純潔天性終不可變易;蔣驥《山帶閣注》則指出二者皆為香質不變之草木,象徵自我的修養永無止境,善行日進而不變,此正是立身處世與致君輔政的根本來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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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日月忽其不淹兮,春與秋其代序。」
日月飛速運行而片刻不停留,春去秋來,依著次序交相更替。「淹」注家解為久或留,「代」為更迭替換,「序」為次序。對於此節深意,各家理解各有發揮與側重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著眼於自然與年歲之感發,指出日月晝夜常行、春秋依序相代,意在感嘆天時極易消逝而人壽極易衰老;朱熹《楚辭集注》則指出此處手法為賦而兼比,承接前文只顧朝夕修潔德行,至此驚覺歲月不肯稍留,並借時光流逝比喻臣子深恐君王遲暮,將無法在其盛時及時侍奉;蔣驥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申明其大意,在於表達想要憑藉自身卓越的才能修養,與君王及時圖謀天下之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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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惟草木之零落兮,恐美人之遲暮。」
想到草木正漸漸凋零飄墮(古注謂「零」、「落」皆為凋墮,草凋曰零,一本作「苓」,木凋曰落),心中便深恐美人已臨向遲暮晚年。此處「美人」,注家皆指出指楚懷王或君主;《楚辭章句》解為因人君服飾美好而稱美人,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釋為美好之人。《楚辭補注》亦指出屈原作品中「美人」或喻賢人、或自喻,此處正是以美人喻指君王。全句藉天時運轉、春生秋殺的物候變遷,感嘆歲月復盡,寄託著深沉憂思:深怕君王若不及時建立道德、舉賢用能,轉瞬便已年老耄暮,致使功名難成、事不得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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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撫壯而棄穢兮,何不改此度?」
為何不趁著年德盛壯之時除斥讒邪惡行,何不改掉這荒謬迷亂的法度呢?對此句意,古注主要有幾種理解:王逸與朱熹等注多視為對君王的規勸,指「壯」為年德盛壯,「穢」比喻讒佞與惡行,期盼君王及時除讒修政、改掉惑亂荒謬的法度(王逸校記《文選》本無「不」字,為直接期勉;洪興祖則依有「不」字,解為慨嘆君王不肯在盛年棄遠讒邪);五臣注則另作一解,將「撫」釋為持憑,指責君王恃憑盛年反廢棄道德、行穢惡之事,故詰問何不早改法度以從忠言(後世注家駁此說為誤);《屈原賦注》則承接上文及時自修之旨,認為此處是詩人表明自己堅持不改此度,乃欲以身先導,為國家引領後來的賢士先行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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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乘騏驥以馳騁兮,來吾道夫先路。」
快騎上駿馬盡情馳騁吧!快來吧,我願在前方為君王引路。古注指出,「騏驥」駿馬比喻賢智與賢德之士,乘駿馬奔馳一日千里,象徵君王若能任用賢才便可成就大治;句中「道」為引導,「來」則是呼喚相招之辭。對於引路的深意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解為自己若獲任用,願先行奔馳驅駕,期盼君王前來隨行,從而引導君王走入聖王之道;《五臣注》則釋為君王若能任用賢人,使自己的才志得以施展,便會引導君王走向先王的大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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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昔三后之純粹兮,固衆芳之所在。」
從前古代的三位聖王德行極為純美齊一,本來就是眾多芳草聚集之所。全句兼具鋪敘與比喻。關於「三后」,各家注解有所不同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與朱熹《楚辭集注》認為是指夏禹、商湯與周文王;蔣驥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引《呂刑》,認為是指伯夷、禹與后稷;戴震《屈原賦注》則主張是指楚國古代賢德顯赫的先君。對於「眾芳」,王逸、五臣注與朱熹皆認為是比喻眾位賢臣,三王之所以具備純粹盛德,正因得群賢輔佐任用;另一說如蔣驥則認為「眾芳」是指聖王自身道德完備。全段承接上文追尋的道途而言,藉由追念先聖與芳美薈萃之境,寄託以忠貞遭讒之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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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雜申椒與菌桂兮,豈維紉夫蕙茝?」
我將申椒與菌桂等香木雜聚在一起,難道只為了求索編結蕙草與白芷嗎?全句以兼收香木與香草,比喻君王理當博采眾賢。對於字義名物與比興寓意,諸注各有分歧與發揮:關於「申」字,《楚辭章句》訓為重疊,謂花椒香氣微細,累積加重才更芬芳;五臣注則釋「申」為「用」;《山帶閣注》另一說,視「申」為地名。關於「菌桂」,王逸注析「菌」為薰草,但洪興祖《補注》與《山帶閣注》皆辨明菌桂自是一物(即筒桂,圓整如竹、花白蕊黃之香木);而蕙(薰草)與茝(白芷)則為香草。在寓意上,王逸訓「紉」為求索,指古代聖王治世必雜用眾賢,絕非專任一人;《補注》補充指出椒桂為木類、蕙茝為草類,言賢士無分大小皆在所用;《山帶閣注》則進一步闡發,因椒與桂皆為辛烈之物,兼比喻賢人剛直不阿的節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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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彼堯舜之耿介兮,既遵道而得路。」
那古代聖明之君堯與舜是多麼光輝廣大啊,他們遵循正道而使治理合於常軌。關於「耿介」,王逸《章句》與朱熹《集注》訓為光明盛大;蔣驥《山帶閣注》則解為識見明察而操守堅固。至於「遵道得路」與前文「三后」之承接,各家析解不同:王逸釋「路」為「正」,指堯舜遵循天地之道、舉賢任能而使萬事得其端正,先提三后後及堯舜,乃由近及遠說明先聖道德同歸;五臣與洪興祖則釋「路」為大道,洪氏更以為是三后遵循堯舜之道而得大道;蔣驥則另持一說,認為是堯舜遵用三后之道以致天下太平,屈原藉此自比三后,期盼楚君能效法堯舜。戴震《屈原賦注》進一步指出,此處高舉堯舜之盛道,與後文桀紂之失道形成對比,旨在揭示黨人亂政危國之害;朱熹亦論定本句兼具鋪陳直敘與託物比興之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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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何桀紂之猖披兮,夫唯捷徑以窘步。」
為何夏桀與商紂是如此狂亂失態呢?只因他們貪走邪徑小路,致使步伐倉促窘迫。夏桀與商紂皆是亡國失位的君主。對於「猖披」,王逸《章句》與洪興祖《補注》釋為衣服散敞、不繫衣帶的慌亂狼狽之貌,比喻其違背天道、行事倉皇急迫;五臣注則直接解為荒亂。至於「捷徑以窘步」,王逸釋「捷」為疾速、「徑」為邪道、「窘」為急疾,指桀紂妄圖涉足邪道、急於求治,終致觸犯陷阱而走向滅亡,以此警戒後世君王;洪興祖則引《左傳》與《論語》辨析,「捷」是從小路斜出抄近道,「徑」為窄小步道,強調其不行正道而舉動局促蹙迫;五臣注亦指出,桀紂苦害百姓而致政局動亂,卻妄想用迅疾的邪徑與急促的步伐來治理天下。全段藉桀紂不循正軌、急求速成而敗亡的史實,作為為政者的深切鑑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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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惟夫黨人之偷樂兮,路幽昧以險隘。」
我思慮那些結黨營私之人只顧苟且偷安享樂,前方的道路卻昏暗不明且險峻狹窄。此處「黨人」,王逸注泛指結朋成黨、嫉妒忠直的讒諂小人,《山帶閣注》則具體指靳尚、上官、子蘭、鄭袖一類權奸。對於「路幽昧以險隘」的寓意,各家闡發略有側重:王逸《章句》認為是比喻君道不明、國家即將傾危,小人耽於享樂卻不知危難終將殃及自身;洪興祖《補注》強調小人結黨逸樂,會使天下中正之道閉塞狹隘;朱熹《集注》則視為賦而兼比之辭,以行車為喻,指出國君之車本該安行於大中至正的大道,若身處幽暗險隘之境勢必顛覆毀敗,深切憂懼君國傾危而敗壞先王的功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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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豈余身之憚殃兮,恐皇輿之敗績。」
我哪裡是害怕自身遭受災禍過咎呢?只是深恐君王的車駕顛覆崩潰。此處「憚」為畏難,「殃」為災咎,異文或作無「身」字;《楚辭補注》闡明小人用事時賢人每易遭殃,並引《左傳》「大崩曰敗績」,指出君王之車輿本當安行於大中至正之道,若涉足幽昧險隘之地勢必傾覆崩敗。關於詩人何以不避災殃而直言進諫,《楚辭章句》解「皇」為君、「輿」喻國家、「績」為功業,認為所憂者在於君國傾危而敗壞先王之功;五臣注則指出諫爭者非難殃咎,所恐者乃在於君王行事有所差失。全段即言詩人非為自身安危顧忌,純然憂懼國政失序與君國敗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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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忽奔走以先後兮,及前王之踵武。」
我急迫地奔走於君王前後引導輔佐,希望能追及古代聖王。關於「奔走先後」,古注均指急切在君王身前身後引導照應,以盡輔弼之責。對於「踵武」與本句指歸,注家則有歧說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釋「踵」為繼承、「武」為足跡,認為是自己急欲輔翼君王,冀望能繼承先王之德並光大其基業;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則解「踵」亦為足跡;朱熹《楚辭集注》則釋「踵」為腳後跟、「武」為足跡,謂追隨前人者但見其腳跟蹤跡,並認為臣子在前引導、在後追隨,是期盼君王自身能踩著並效法先王的遺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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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荃不察余之中情兮,反信讒而齌怒。」
君王啊,您竟不細加體察我內心的忠信真情,反而聽信讒言對我動怒。此處以香草「荃」借喻君王,王逸注指出是因人君被服芬芳,且尊者不可屢屢直斥,故以香草代稱;「中情」在校勘中一作「忠」,即指忠誠之情。對於「齌怒」,古注理解有所不同:王逸《章句》與《山帶閣注》將「齌」訓為「疾」,指君主未能從容詳察,反而聽信讒謗而迅急動怒;五臣注則據異文作「齊」,將「齊」訓為「同」,指君主反而聽信了讒言,與讒人一同向我發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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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,忍而不能舍也。」
我原本就深知忠貞直言會給自身招來禍患,卻仍隱忍而無法停止進諫。此處「謇謇」,王逸《章句》釋為忠貞之貌,蔣驥訓為直言,朱熹《集注》則別解為言語艱難之貌,指直詞進諫極為不易,自己難以啟齒而君王亦難聽受;注家皆釋「舍」為停止。至於何以「忍而不能舍」,王逸認為是明知忠諫必為身患,內心仍無法自止而不言;朱熹補充此係感念君恩深重,並非為自身謀計;五臣注則解為詩人唯恐君王敗亡,故寧可忍受禍患亦不肯停止進諫。林雲銘與蔣驥等注亦指出,此處承上文遭君王見怒,自明一心事君之赤忱,痛惜君王變操不常、德業無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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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指九天以爲正兮,夫唯靈脩之故也。」
我仰指九天向神明陳白,請上天為我主持公道、證明心意之正平,這全都是為了君王的緣故。「九天」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解為中央與八方之天;五臣注則以「九」為陽數,借指上天;《屈原賦注》等則引《天問》解為九重天。「靈脩」借指君王,古注指其具神明遠見、長久之道或長美德行。至於指天立誓的緣由,諸家理解不同:王逸注認為詩人發誓陳忠、求神明辨明公平,全因懷王之故而欲自我竭盡忠誠心志,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特此澄清此「自盡」乃竭盡之意,非指自殺;五臣注則認為詩人想為君推行正道卻不被任用,因而絕望欲自殺自裁;《山帶閣注》則解作「靈脩之故」是想要引導、勸勉君王歸於向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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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曰黃昏以爲期兮,羌中道而改路。」
當初曾相約以黃昏為期,何以竟在半道上改變了方向?此處運用比體,「曰」是追敘最初相約之言;「黃昏」依注家解為古代行親迎婚禮的時刻(即《儀禮》所稱初昏);「羌」為楚人發語詞,帶有感歎意味,另一說則訓為「乃」。朱熹注指出,中道改路猶如女子行將出嫁卻中途見棄,以此比喻君臣之間原本已成契合、最終卻復告離異。關於這兩句的文獻存佚,注家亦存歧見:洪興祖因王逸本無注、直到後章方釋「羌」義,且語意同於《九章》,懷疑是後人所增;朱熹則認為洪說雖有據,但王逸不注亦可能是王逸以前此處已有脫文,故仍存疑並錄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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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初既與余成言兮,後悔遁而有他。」
起初君王既已同我立下盟約,後來卻又反悔變卦,轉移心意而另有企圖。句中「成言」,王逸《章句》訓為「平議」,指楚懷王當初始終信任屈原,並與之平議國政;洪興祖《補注》解為一經立定便不可更易的「誠信之言」;朱熹《集注》與《山帶閣注》則釋作相互訂立的「要約之言」。對於「後悔遁而有他」,各家解釋亦有不同:王逸訓「遁」為隱,認為是懷王聽信讒言後中途悔恨,隱匿其真情而萌生他志;五臣注與朱熹則訓「悔」為改、「遁」為移,指君主改移了原本的心志與情義。此外,朱熹與《山帶閣注》皆指明此處為比喻,朱熹以此感傷君王心志數度變易、全無常操;《山帶閣注》則進一步點出,這是以男女婚姻誓約的背信,來寄寓君臣之義由相合轉向背離的憾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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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余既不難夫離別兮,傷靈脩之數化。」
我本就不把與君王的離別疏遠(古注析為近處為「離」,遠處為「別」)視為難事,真正令人傷痛惋惜的,是君主(靈脩)的心意屢屢變更。對此處的意旨,古注有不同側重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,作者縱然竭盡忠誠反被責怪,也非難於同君王分別,所傷念的是君王聽信讒言、心志數次反覆而無常操;五臣注則解「傷」為痛惜;而另一說如《山帶閣注》則就大意指出,此句實是在痛惜眾賢士失去了明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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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余既滋蘭之九畹兮,又樹蕙之百畝。」
我已經培植了九畹蘭草,又栽種了百畝蕙草。句中「滋」字,《楚辭章句》與《楚辭集注》訓為栽蒔,五臣注則解作增益;「畹」為田地面積,《楚辭章句》指十二畝或指田地的長度,《楚辭補注》、《山帶閣注楚辭》與《屈原賦注》等則宗《說文》之說以為三十畝。《補注》進一步指出九畹廣於百畝,種蘭多於蕙,寄寓古人貴蘭之意。本段運用比體,古注對喻意有二說:一說如王逸、朱熹及五臣注,認為蘭蕙比喻德行,言詩人雖遭放逐斥逐,仍勤勉修行仁義以自潔自勵;另一說如《屈原賦注》,認為是以眾芳比喻培養賢才,並寄託若非真心好修恐隨世遇轉移的哀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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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畦留夷與揭車兮,雜杜衡與芳芷。」
詩人說:我分畦栽種留夷與揭車,又間雜種植杜衡與芳芷。「畦」字王逸注為種植之名(以五十畝為一畦),《山帶閣注》與《屈原賦注》則解為依田壟分行栽種。此處所植皆為香草:關於「留夷」,張揖認為即新夷,顏師古則辨正其為香草而非木本的新夷樹,另有一說指其為藥名;「揭車」又名芞輿,《本草拾遺》記其開白花,《山帶閣注》則載為黃花白葉;「杜衡」葉似葵形如馬蹄而具香氣,與芳芷同為芳潔之草。依王逸《楚辭章句》,全句以分畦栽植、雜聚各色芳草,比喻自己不斷積累善行以自修飾,使得芬芳之氣益加宣暢、德行日漸盛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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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冀枝葉之峻茂兮,願竢時乎吾將刈。」
我滿心期盼所培育的草木枝葉能夠長大繁茂(《楚辭章句》解「峻」為長大,《五臣注》解為茂盛貌),並願意等待時機成熟,我將親去收割採穫。此二句運用了比喻(《楚辭集注》標為「比」),對於詩句所託寓的意涵,歷來注家理解有所不同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,這是借自己栽植芳草、待其實熟收成以享其功,來比喻君王亦應蓄養眾賢、按時進用以收治國之效;另一說如蔣驥《山帶閣注》,則認為是以香草比喻自己所推薦拔擢的人才;朱熹《楚辭集注》亦以此比體,借香草寄託善道之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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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雖萎絶其亦何傷兮,哀衆芳之蕪穢。」
此段承接前文,是詩人遭遇讒言排擠後,申明不改其德行的憤激之辭:縱使自己所培植的芳草遭霜雪摧折而枯萎零落,彷彿悔恨過往滋培反而成為任人踐踏之物,但這對我個人又有何傷害呢?令人真正痛惜的,乃是滿園芳草荒蕪衰敗。對於「哀眾芳之蕪穢」的深意,各家注釋各有側重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,這是比喻自己修行忠信卻遭斥棄,以致朝中眾賢志士失去立足之所;五臣注則以為,是擔憂天下賢士目睹忠良見逐,因而心灰意冷、不再勉力自修;《屈原賦注》則指此句意在哀歎芳草品性變壞,正如後文所謂「蘭芷變而不芳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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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衆皆競進以貪婪兮,憑不猒乎求索。」
此處直陳時弊。正文指朝中在位之人毫無廉潔之志,競相爭逐進取。依古注所釋,「愛財為貪,愛食為婪」,極言眾人貪圖財利享樂、爭名逐利。句中的「憑」(古本亦作「慿」或「馮」)是楚地方言,訓為「滿」;「索」即求取。王逸注以為此指在位者「中心雖滿」猶復索求,蔣驥注則解為所得雖已「盛滿」仍所求無厭,皆指其貪欲難填,即便私囊或內心已充塞盈滿,依然不知饜足地四處搜刮索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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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羌內恕己以量人兮,各興心而嫉妒。」
句首的「羌」字是楚方言發語詞或感歎之聲,王逸訓為猶言「你為何這樣」,另一說如五臣等注則訓為「乃(竟然)」。整段大意為:那些貪婪之人,竟私自拿自己的心思去揣度他人,各自生出嫉妒排擠之心。古注對「以己度人何以致妒」有不同理解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,在位之臣皆懷貪婪,以私心度量他人,見清潔之士與自己不同,便各生嫉害之心,排斥賢人使其不得任用;另一說如朱熹《楚辭補注》與蔣驥《山帶閣注楚辭》,則認為奔競貪求之人不知自省,以己度人,反過來猜疑端正君子也懷有爭奪求索的私心與自己相爭,因而興起嫉妒;五臣注則解為其本以為別人與自己同樣貪婪,若非如此,便各生嫉恨進讒,使對方不得被進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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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忽馳騖以追逐兮,非余心之所急。」
世人急促匆忙、紛亂奔馳地相互追逐,朱熹《楚辭集注》指此為直陳其事的賦體;五臣注將「忽」解為急促,《補注》與《集注》則訓「騖」為亂馳。王逸《楚辭章句》闡明,此處寫眾人惶遽奔競,是為了爭相攀附權貴、求取財利;然而這些世俗追逐,絕非我內心所急迫求取之事。世人皆急於財利,唯獨我內心所急切掛懷的,乃是仁義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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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老冉冉其將至兮,恐脩名之不立。」
時光推移,衰老之年已漸漸將要到來,我深恐修身建德的善美聲名無法樹立成就。古注對「冉冉」的描繪略有取徑:《楚辭章句》釋為行貌,指人壽年命行行不停;五臣注與《屈原賦注》引呂向則訓為「漸漸」,描寫衰老漸次逼近。對於「脩名」,《楚辭補注》釋為修潔之名(脩同修),《屈原賦注》訓為賢名,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解為修治之名。至於屈原恐名不立之旨,《楚辭章句》訓「立」為成,引《論語》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」,謂屈原立志清白,恐功不成、名不立,願令名傳流後世;《楚辭補注》則特加辨正,指屈原並非貪求名聲,而是如同孔子稱許伯夷、叔齊那般,君子乃以死後無善名留世為大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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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。」
詩句意謂:清晨啜飲木蘭樹上垂墜的朝露,傍晚吞食秋菊的花瓣。本句在修辭上為比喻,「英」即花朵。關於「落」字,王逸注視為凋墜之花;洪興祖《補注》則指出秋菊本不自落,當讀如摘取之「落」。對於「飲露餐英」的寓意,古注理解互有不同:王逸《章句》認為朝飲香木露水是吸納正陽之津液,暮食芳菊是吞服正陰之精蕊,凡舉動皆藉芳香純淨之物自我潤澤;五臣注與朱熹《集注》亦主此說,認為是取其香潔以契合自身美德、潔淨自守;洪興祖《補注》則引魏文帝之說,認為芳菊含天地純和之氣,屈原感傷年歲將老,思食秋菊以調養身體、延年益壽;另一說如《山帶閣注》,則視之為安於清貧之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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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,長顑頷亦何傷?」
全句意謂:只要我的情志果真美好且合於道要,縱使長久飢餓枯槁又有何妨害?就字詞分歧而言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釋「苟」為誠然,「練」為簡,「信姱」即確實美好,指內心純潔簡練而合於道之樞要(《山帶閣注》亦以「練」為精熟,《屈原賦注》則解為精練要約);五臣注則持異說,以「苟」為暫且,「姱」為廣大,「練」為選擇,解作且真誠弘大、擇取道要而行。關於「顑頷」,諸注皆訓為食不飽而面色萎黃之貌。至於為何不傷,《章句》指出世人苟求飽於財利,自己獨欲飽於仁義;《楚辭補注》則補充世人先口腹肉體而後仁義自不知要道,並解明屈原身為有道之人卻面容枯槁,實因眼見國削君辱而深懷憂患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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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擥木根以結茝兮,貫薜荔之落蕊。」
本段以採佩香草為比。詩人自述握持樹根以繫結香茝,串聯(或拾取)薜荔落下的花蕊(或果實)。古注對此有生動的串講與歧解:首句「擥」即握持,王逸《章句》認為「根」比喻根本;洪興祖《補注》引《荀子》指茝為蘭槐之根,認為木根與茝皆比喻根本;蔣驥《山帶閣注》則以為此承前文「扈芷」而來,指用堅勁的木根繫結香茝,表明遭受摧折之後德行操守修治得更加剛厲。次句「薜荔」為緣木而生的香草,至於「貫」與「蕊」的涵義,王逸訓「貫」為串累,訓「蕊」為果實,認為貫累香草果實是象徵執持忠信、不為虛浮的華飾之行;五臣注則訓「貫」為拾取,訓「蕊」為花心,謂拾取花心以表白忠貞;洪興祖與朱熹亦皆訓「蕊」為花鬚粉蕊。諸注雖對字義理解有異,但皆歸結於詩人據守根本、堅守高潔忠信之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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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矯菌桂以紉蕙兮,索胡繩之纚纚。」
我端整使其端直(一說為『舉起』以自比)芬芳的菌桂來編聯蕙草,又取胡繩香草搓成繩索,使它顯得光澤美好(一說為長長垂落之貌)。關於字句分歧:『矯』字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解為『直』,指矯正端直菌桂的芳香之性;五臣注、《山帶閣注》與《屈原賦注》則皆解為『舉』,五臣注並指舉香木以自我比況。對於『纚纚』,王逸注釋為繩索美好光澤的樣貌;《山帶閣注》則釋為長長下垂的樣子。胡繩為莖葉可搓作繩索之香草,全句藉由採摘、編揉芳草製成索佩,依古注寓意,是寄託端正自身芬芳品性、用以好好約束身心而終無懈倦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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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謇吾法夫前脩兮,非世俗之所服。」
本句意在表達效法古聖先賢的高潔志向,不為當代世俗所接納。對於關鍵字句,歷來古注理解互有歧見:關於句首「謇」字與句末「服」字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主說解「謇」為忠信正直(謇謇),「服」為服行,指我秉持忠誠直言、上法前代修德之遠賢,自非俗人所能實踐遵行;《章句》又引另一說訓「謇」為難,洪興祖《補注》辨明此為難易之難,意謂傚法前賢修潔之操守服飾難以效仿,非世俗之人所能佩服穿戴。五臣注則解「謇(蹇)」為困厄遭難,訓「服」為任用,指自己之所以遭受患難,正因取法前代修習道德之人,故不能為時俗所容受採用。此外,朱熹《集注》將「謇」視為抒發艱難感慨之語詞,蔣驥《山帶閣注》亦定為通「蹇」的發語詞。全句無論解作忠直自守、孤高清絕或因德致難,皆呈現出宗法前修而不苟合於俗的高潔意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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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雖不周於今之人兮,願依彭咸之遺則。」
此句意謂:我所行的忠信之道雖然無法與當世之人相合,仍願依循古代賢者彭咸遺留的法度來自相策勉。注家均將「周」訓為「合」。對於「彭咸」其人,諸注則有歧說:一派如《楚辭章句》、《山帶閣注》及《楚辭補注》引顏師古之說,認為彭咸是殷代因進諫不被採納(或不得其志)而投水自盡的賢大夫、耿介之士;《楚辭補注》由此引申屈原效法彭咸之志早已篤定,並非一時忿懟自沉,《山帶閣注》亦認為以彭咸死諫為法乃屈原之本旨。另一派如《屈原賦注》則指出彭咸未曾聽聞,因史籍闕漏已不可考,大抵只是足供後人師法的前代賢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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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長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艱。」
我長長地嘆息,擦拭收住淚水,深深哀嘆著人生的重重艱難。此句表現出詩人自傷所行不合於世的沉痛悲苦。關於句中「民生」所指,古注有兩種主要理解:一說如王逸、五臣與朱熹等注,解為天下的萬民百姓,哀念世人受命而生,卻逢遇澆薄之俗與混亂世局,備嘗多難屯邅以致殞身;另一說則如《山帶閣注》與《屈原賦注》所釋,「民」是屈原以「下民」自稱,或概括人生多難以抒發自我慨嘆,意在歷敘自身屢以善道陳告進言,卻屢遭讒謗、朝告夕廢而得罪眾多的坎坷遭遇,由此在欲隱不能的苦痛中發出深切浩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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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,謇朝誶而夕替。」
我雖然修持潔淨美好的品德(五臣注則解為修習前人的大道),卻如同被套上口韁與絡頭的馬匹一般受人拘束——王逸注與五臣注指為讒人所牽累銜勒,《山帶閣注》則認為是因好修而遭疏遠拘制;早晨才忠貞耿直地向君王進言,傍晚便遭到了廢棄。關於句中字義,『誶』字王逸注與《韓詩》解為規諫,洪興祖《補注》與《屈原賦注》釋為陳告,《山帶閣注》則訓為詬斥;而『替』字各注皆一致釋為廢棄。整句表達了自身雖懷美德並向君王進言,卻反遭牽制羈絆、朝進言而夕見廢黜的沉痛境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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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既替余以蕙纕兮,又申之㠯攬茝。」
本句敘述佩帶芳草與遭致廢黜之際遇。「纕」指佩帶,「申」為重復、重加,「攬」為引取採持。歷來古注對此句寓意有兩種代表性理解:一說依王逸《楚辭章句》(五臣注同此字義),此言君王之所以廢棄我,正因我佩帶蕙草等芳香之物、行事忠直守正;然而我遭廢退後,卻又再次採持香茝以自加約束整飭,展現出心志愈發堅定篤厚。另一說依朱熹《楚辭集注》,認為此句賦而兼比,是說君王廢黜我時,以蕙草與香茝作為賜物將我遣散,如同古代待放之臣獲賜玉玦而後離去;然而蕙、茝芬芳,本為我心中所喜愛之物,有幸得此二物,縱使面臨九死亦不後悔,更何況只是遭到罷黜廢棄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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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亦余心之所善兮,雖九死其猶未悔。」
這本是我內心深處所認定的美善。王逸《楚辭章句》指出,此處是說自己踐行忠信、執守清白,皆是發自內心的美善追求。縱然因此招致死亡,也終究不會悔恨。「悔」即悔恨之意。對於句中的「九死」,注家理解略有側重:《楚辭章句》解為即便因橫遭罪責而被肢解受戮、死過九次,也始終不悔;五臣注則指出「九」是數字的極致,意指因堅持所善而遇害,縱使面臨九死無一生的極端絕境,也絕不足以令人懊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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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怨靈脩之浩蕩兮,終不察夫民心。」
我怨恨君王(靈脩,指懷王)用心放任放肆而缺乏思慮,始終不能體察人心。此處之「怨」,《楚辭集注》標為比體;《楚辭補注》則引《孟子》論《小弁》之怨,指出此怨源自親愛深厚之義,親人有大過而不怨反而愈加疏遠。對於「浩蕩」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、《楚辭集注》與《山帶閣注楚辭》皆解為驕縱無思慮之貌;五臣注則解為法度廢壞之貌,指怨恨君王法度敗壞;《屈原賦注》則釋為散漫放任而無所檢束。至於「終不察夫民心」,諸注理解亦有不同側重:王逸以為是指君王不省察萬民善惡之心,導致黑白混淆、忠臣遭誅;五臣注視為君王不體察眾人百姓的悲苦;而《山帶閣注楚辭》與《屈原賦注》則指出,此句表面雖泛指不體察眾人之心,實質是指君王不能省察屈原自身的心志,才致使讒言誣謗得以橫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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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衆女嫉余之蛾眉兮,謠諑謂余以善淫。」
許多女子嫉妒我擁有如蠶蛾般纖曲美好的美眉,便紛紛製造謠言、進讒誣陷,說我生性善於淫邪。在寄託比喻上,「衆女」王逸《章句》解為朝廷眾臣,《山帶閣注》則指嫉賢的黨人;「蛾眉」形容眉如蠶蛾纖美,班固、顏之推曾譏為「露才揚己」,洪興祖《補注》則駁斥此說,強調此乃借容貌比況資質之純美,非妖冶求寵。至於流言與讒毀(《補注》引《爾雅》釋謠為謠言,引《方言》釋諑為楚地之讒訴),對於「善淫」,王逸解「淫」為邪僻,謂群臣嫉妒忠良,反誣其美而邪僻、不可信任任用;另一說如五臣注則直解為善於行淫亂之事;洪興祖更進一步指出,這是讒人自身淫邪,反以己度人、誣衊賢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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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固時俗之工巧兮,偭規矩而改錯。」
世俗的工匠本就逞弄機巧,違背規矩法則而隨意變更措施。「規」與「矩」本是畫圓、定方的工具(如曲尺),五臣注引申指法度準則;「錯」通「措」,意為放置或處置。王逸與朱熹注皆指出此處是比喻,以工匠背離規矩必致敗木,諷刺佞臣違背先聖法度、以私意妄造而危亂政局,洪興祖亦釋為反常妄作。在字句與文意理解上,注家存有歧說:對於「偭」字,王逸、朱熹及蔣驥等注訓為「背離」;另一說為戴震《屈原賦注》引《說文》訓為「向」。在篇意旨趣上,王逸、朱熹等注重在批判佞臣巧飾亂政;另一說戴震注則立足於作者操守,指詩人不忍效法時俗工巧妄改,誠如方圓異道,寧受一時詬罵亦恪守先聖法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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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背繩墨以追曲兮,競周容以爲度。」
眾人違背了用以校正曲直的規矩準繩,反而一味順從遷就彎木邪曲;競相將苟合迎合、阿諛取悅當作行事的常法。此處『背』為違背;關於『繩墨』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與《山帶閣注楚辭》皆指工匠引繩彈墨以端正曲直的器具,《楚辭補注》則另記字義,指出『墨』亦為度量之名(五尺為墨);而『追』即古代隨字,『周』為合,『度』為法度。王逸注進一步借百工為喻:工匠若不循繩墨的直道而遷就曲木,營造的房屋必傾危難安;這正比喻人臣不修仁義、背棄忠直,隨從邪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,身必招致刑戮傾覆。《楚辭補注》亦指出,違背繩墨以隨曲,正是枉曲正道以迎合時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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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忳鬱邑余侘傺兮,吾獨窮困乎此時也。」
我內心憂悶不舒、悵然若失而佇立不前,唯獨我在當前這個時代陷入困窮。對於「忳鬱邑」,王逸注與朱熹注等解「忳」為憂愁之貌,洪興祖注訓為鬱悶,下接「鬱邑」指中心憂傷;另一本注則將「忳」解為自念之貌;五臣注則將「忳鬱」連讀為憂思之貌,並解「邑(悒)」為心神不安。關於「侘傺」,王逸注等訓為失志佇立之貌,「侘」為悵然獨立,「傺」依楚地方言為止步停住(朱熹注另有「傺,往也」一說)。至於後句「吾獨窮困乎此時」,王逸注進一步闡釋其意:我之所以憂思鬱結、失志佇立,正是因為自己不肯隨順世俗、屈意逢迎求寵,以致唯獨自身在此時遭世人困頓排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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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寧溘死以流亡兮,余不忍爲此態也。」
我寧可忽然死去而使形體流亡消散,也絕不忍心做出這等姿態。句中「溘」字,古注訓解一致,王逸《章句》訓為「奄」,洪興祖《補注》與《屈原賦注》分別釋為「奄忽」與「忽」,均指猝然、忽然之意;而正文所言「此態」,依《章句》所釋,即指背離自身「中正之性」而表現出的「邪淫之態」。整段串講意為:我寧願猝然而死、任由形體流亡,也絕不忍心損害中正的本性,轉而做出邪淫之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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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鷙鳥之不羣兮,自前世而固然。」
鷹鸇等猛禽心志剛毅嚴厲,平日總是特立獨處,絕不與一般鳥雀合群;這種特立孤高的習性,從前世以來向來便是如此。此句運用比喻手法:對於「鷙」字,王逸《章句》與朱熹《集注》訓為「執」,指能執伏眾鳥的鷹鸇之屬;洪興祖《補注》則解為搏擊之鳥。諸家古注皆指出,這是以鷙鳥不羣為喻,比況忠正賢明之士執志剛正、嚴守節操,特立獨行而不願追隨流俗;而這種不與流俗合污的操守,從前代起自古皆然,並非到了現今才是特例,正如古代比干、伯夷等賢者之所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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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何方圜之能周兮,夫孰異道而相安。」
方形與圓形(圜,一本作圓)哪裡能夠相互吻合呢?《楚辭章句》與《山帶閣注楚辭》皆以榫卯設喻,將其解作圓鑿難容方枘(《章句》另記一說為方鑿難納圓枘),兩者形質殊異,自不能相周合(異文『周』亦作『同』,同指相合);而行於不同道路的人,又有誰能彼此相安無事呢?如《楚辭章句》所釋,這正是指忠貞之人與奸佞之徒道不同不相為謀,絕無共處相安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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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屈心而抑志兮,忍尤而攘詬。」
我只能委屈自己的心意,按捺壓抑心中的志向;含忍著罪過責難,面對著加諸於身的恥辱。對於如何面對責難與屈辱,歷來注家對「攘」字有不同理解:《楚辭章句》釋「攘」為除,認為此處指含忍罪過而不離去,是為了伺機除去恥辱、誅除讒佞之人;《楚辭集注》亦解「攘」為除,但認為既然已與世人不同,便當隱忍不與人計較,將所遭恥辱以理化解排遣於懷抱之外,寧可守清白而死於直道;《山帶閣注》則將「攘」解為取為己有,指忍受罪責、把恥辱全數承擔下來,此時連個人名聲能否立得住都不在計較之列;此外,《屈原賦注》將「攘」讀為「讓」,指在忍受罪過之中退讓包容恥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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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伏清白以死直兮,固前聖之所厚。」
士人懷抱清白高潔的志節,為了堅守忠誠剛直的操守而犧牲生命,這本來就是前代聖賢所深切體恤與厚待推崇的。《楚辭章句》認為此處指前世聖王對死節之士的厚加哀重,並以周武王伐紂後為比干修墓、表彰商容之里為證;《楚辭補注》則進一步引孔子讚譽比干為「仁」之例,說明後世聖人亦同樣推重忠諫之士,兩者皆闡明了先聖對守節持正者的崇敬與體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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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悔相道之不察兮,延佇乎吾將反。」
我真後悔當初觀察道路與事君之理時未能明審,如今引頸久立,將要及時折返。此處字句與歸趣,古注有不同理解:王逸《章句》與洪興祖《補注》偏向事君之道,王注認為是悔恨事君之道未能審察,當如比干般伏節死義,故長立遠望,欲折返以實踐終生之志;洪注則指屈原身為楚國同姓之臣,本當有死而已,出走是不察同姓事君之道,因而悔而欲返君側。另一說如朱熹《集注》視為比喻,認為是追悔當初觀察行路未能明察而輕犯世患,故引頸跂立,打算旋轉車駕回歸昔日來路,於迷誤未遠之時及早省悟折返;蔣驥亦以為此處是念及殺身無益,轉而退居自全且不廢好修;戴震則釋為行迷涉難本當悔悟,何必沿著迷途而不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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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回朕車以復路兮,及行迷之未遠。」
這兩句意為:我應當掉轉車頭返回原路,趁著在迷誤之路上走得還不算太遠。據古注,「回」(一作「迴」)為旋車掉轉,「復」為返回,「路」即故道,「迷」為迷誤。《楚辭章句》進一步闡發其義:此處指轉動車駕以重返故道,趁著自己因迷誤而欲離去的路途尚未走得太遠;且屈原與楚王同姓,依理無相棄離去之義,因此決意遵循道義,重行歸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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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步余馬於蘭臯兮,馳椒丘且焉止息。」
詩人承接上文回轉車駕、重尋舊路之意,寫自己讓馬兒在長滿蘭草的水澤邊徐緩漫步,又策馬疾馳,登上椒丘暫且停歇。名物字義上,『步』指徐步緩行;『臯』指曲折之水澤;對於『椒丘』,王逸注訓為土高四周低落的高丘,五臣與洪興祖等注則認為是長滿椒樹之丘,與蘭臯互為芳草對偶。而在行止寓意上,注家有明顯分歧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徐步於蘭澤是為了暗中觀察打探楚懷王的動向,止息高丘則是暫作停留以等待君命召喚;五臣、朱熹《楚辭集注》及後世注家則多解為比喻歸隱,認為詩人有感於進言不入反遭咎怨,故退而歸隱以復修初服,且行進止息皆依傍蘭、椒等芳物,寄寓著不忘芬芳、潔身自好的高潔之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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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進不入以離尤兮,退將復脩吾初服。」
我竭盡忠誠向前進用卻不被君王採納,反倒遭受過咎(古注訓「離」為遭,五臣訓「尤」為過);因恐再遭患禍,我只得退身離去,重新修飾我原初的衣飾(校勘上一本無「復」字)。對於句中的「初服」,注家理解略有側重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解作「初始清潔之服」,著重於退去後重新修整自身原初清潔美好的服飾與操守;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解作「未仕時之服」,意指脫離仕途、換回出仕前的布衣而歸隱(《楚辭補注》引曹植「願反初服,從子而歸」同此歸隱之旨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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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製芰荷以爲衣兮,雧芙蓉以爲裳。」
我裁製菱葉與荷葉來做上衣,又採集聚集盛開的蓮花作為下裳。依古禮制,上身穿者為「衣」,下身穿者為「裳」;古注引《本草》等辨析,菱與荷皆為浮於水面之葉,故裁為上衣,芙蓉則是已開放的蓮花,故編綴為下裳。在寓意上,朱熹標明此句為「比」體;王逸《章句》指出,這象徵詩人進諫雖不被採納,仍堅持以芳潔之物為飾,做到「被服愈潔,修善益明」;朱熹《集注》亦承此說,並進一步點明,此處裁衣製裳之舉,正是具體實踐與呼應前文所言整飾自我高尚情操的「脩吾初服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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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吾知其亦已兮,苟余情其信芳。」
若沒有人了解我,那也就罷了吧,只要我內心的情志確實美好純潔。依五臣注之意,「不吾知其亦已」是指君王若不了解我,我亦將就此止步;而對句末的「芳」字,《楚辭補注》釋為香草,五臣注則解為內情實質之「美」。全句串講即是:即使君王不能理解我,我也打算就此作罷,只要自己的情志確實如香草般芬芳純美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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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高余冠之岌岌兮,長余佩之陸離。」
我把冠帽加得高高聳立,把我佩帶的玉飾拉得長長而繽紛晃動。「岌岌」在王逸《楚辭章句》、朱熹《集注》與蔣驥《山帶閣注》中皆訓為高聳之貌;「佩」指玉佩。至於「陸離」之容,諸注歧說並存:王逸解為參差繁多;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引許慎說為美好、引顏師古說為分散,朱熹兼綜為美好分散之貌;蔣驥則訓作燦爛之貌。在篇意上,王逸指出此句寫詩人懷抱美德卻不為世用,故重新加高冠帽、加長玉佩,藉整飭威儀以異於眾人;朱熹則以為此處以賦體直陳,寄寓了「不用則獨善其身」的退藏之志,表明即便身處退隱,自身光明純潔之質亦絲毫無所虧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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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芳與澤其雜糅兮,唯昭質其猶未虧。」
外在芬芳的美德與內在如玉般溫潤的質地交融匯聚於一身,唯獨那光明皎潔的本質依然未曾有所衰歇虧損。本句融會內外之美,依王逸《楚辭章句》,「芳」比喻如蘭芬芳之德,「澤」比喻玉石堅潤之質,二美兼在於己卻不得施用,故取「不用則獨善其身」之意,獨自保全光明自身而不使美質衰歇;五臣注與《屈原賦注》則將「昭質」釋為明潔之質,五臣並強調這是唯獨堅守自身明潔品質,未曾讓自己有所虧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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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忽反顧以遊目兮,將往觀乎四荒。」
我忽然回頭放眼縱望,打算前往四方極遠之境觀覽。朱熹指出本句為比體,而注家對字句與寄意的理解各有不同:就「忽反顧」而言,王逸解「忽」為迅疾之貌,朱熹認為是雖已回車退隱卻未能頓忘世事,因而再度回顧;戴震則獨將「反顧」解為自我審視(自視)。就「四荒」與「往觀」而言,王逸與朱熹皆以四荒為四方極遠之國,認為是因忠信不被君王省察,故欲遠觀以求遇賢君施行其道;五臣注與洪興祖則認為是因國無人知我,故欲往四方昏荒之處尋求知己或同志,有孔子浮海居夷之志,洪注並強調屈原與楚君同姓而無去國之義,實未真正離開楚國;蔣驥則以「四荒」為舉天下而言;戴震則另闢新說,認為「往觀四荒」並非真涉遠境,而是形容超然自處,猶言「無往不自得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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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佩繽紛其繁飾兮,芳菲菲其彌章。」
身上佩戴著繁盛眾多的飾物,散發出的香氣馥郁盛美,愈發顯明。依古注所釋,「繽紛」與「繁」形容佩飾繁多盛美,「菲菲」形容香氣勃勃盛大,「章」即顯明。此二句借佩飾與芳香寄託德操:《楚辭章句》指出,這表明自己縱然打算前往四方荒僻偏遠之地,依然整飭儀容,佩玉紛盛且忠信之德勃勃愈顯,終不因路途遙遠而改變品行;《五臣注》則直接釋為佩持忠信芳香的德行,使品節更加明朗純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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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民生各有所樂兮,余獨好脩以爲常。」
人生在世,各人的喜好與欲望各有不同:《楚辭章句》釋為萬民承受天命而生,欲望各殊,甚至或喜諂佞、或樂貪淫;《楚辭集注》則以為是人隨各自氣習而有所好樂,或邪或正、或清或濁,各不相侔。而我唯獨崇尚修身潔行,並以此作為長久不變的準則。關於「好脩以爲常」,《楚辭章句》解為修持正直作為常行,《楚辭補注》與《楚辭集注》皆訓為自求修潔;至於「以爲常」的堅守,《楚辭集注》強調縱使因此獲罪於世、受戮支解也絕不悔改,《屈原賦注》則闡發為不論進而事君還是退而隱遁,好修之志皆歷久不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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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雖體解吾猶未變兮,豈余心之可懲。」
即使我的身軀遭受肢解之刑,我也絕不改變自己持守忠信的常行與忠貞之志;我的心又怎會因此而受創止息呢?整句表達了至死不渝的堅定節操。對於後句的字義與文意,注家主要有兩種理解:王逸《章句》將「懲」訓為「艾」,《山帶閣注》釋為「剏艾」,洪興祖《補注》亦引《說文》說明「懲」即「懲創」,皆指志向絕不因獲罪受刑而受挫止息、戒退改變;另一說則見於五臣注,將「懲」訓為「懼」,並結合《文選》將「可」作「何」的異文,理解為「在我的心中又有什麼好恐懼的」。對此,洪興祖在《補注》中特加辨正,認為改「可」為「何」以及把「懲」訓為「懼」皆非確解。此外,句首的「豈」字在版本異文中亦有一作「非」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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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女嬃之嬋媛兮,申申其詈予。」
屈原的姊姊女嬃心懷眷戀依引前來,對我反覆告誡責數。對於女嬃的情態與言辭,古注有不同詮釋:關於「嬋媛」,王逸訓為牽引拉扯,朱熹與蔣驥則解為眷戀牽持之意;關於「申申其詈」,王逸認為「申申」是重疊之意,指女嬃見屈原行事不與眾人相合而遭流放,故屢次嚴加責罵;五臣注則指女嬃是牽引古事來責備;洪興祖與朱熹另持一說,依《論語》訓「申申」為溫和舒緩之貌,指出其責罵實深含骨肉親情,是因擔憂屈原剛直太過而招禍,故勸其自寬全以避禍,非真正怒責;蔣驥則解作言辭繁絮絮叨。後代注家亦指出,此處備載女嬃的責備,正深刻表現出屈原一片孤忠在內亦不得見知於至親骨肉的悲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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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曰鮌婞直以亡身兮,終然殀乎羽之野。」
女嬃勸誡道:當年鯀因剛直而喪命,最終死在羽山的荒野之中。關於鯀的得禍,王逸《章句》認為鯀受命治水時婞很自用、不順從堯命,因而被殛羽山而亡,女嬃以此比喻屈原若不順君意亦將遇害;洪興祖《補注》引蘇東坡說則認為,鯀實為性情剛烈而觸犯上位,絕非不肖小人。對於「殀乎羽之野」,王注釋「殀」為早死,指其違命而早夭;《補注》則解「殀」為身歿,並引《天問》等補充鯀被流放至東海中的羽山,三年後才死去,其神魂化為黃能。全段藉鯀因剛直觸君而殞命荒野的結局,深切告誡屈原切莫抗命招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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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汝何博謇而好脩兮,紛獨有此姱節。」
此處為女嬃勸諫屈原之辭,意謂:你為何要這般廣博忠直又好修德行,盛大地獨自堅守這美好卓異的高節?關於「博謇」,注家各有發微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釋為博採往古而好修謇謇忠貞之行,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從之,戴震《屈原賦注》亦解為博古而有謇謇直節,朱熹《楚辭集注》訓作廣博而忠直,蔣驥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指博學而好直言;另一說為五臣注,依字作「蹇」,解作於蹇難困厄之世博採古道以修守直節。至於「紛獨有此姱節」,洪興祖與朱熹皆注「紛」為盛貌;「姱節」王逸謂姱異之節,朱熹訓為姱美,五臣則解為姱大之行。女嬃藉此責問屈原,何以非要盛大地獨自保有這般卓異節操,決然不肯同流合污,以致招來當世之憎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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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薋菉葹以盈室兮,判獨離而不服。」
這兩句意指滿室都堆滿了蒺藜、王芻與枲耳等雜草,而詩人卻判然分明地獨自離絕,絕不肯隨俗佩戴服從。關於「薋菉葹」的寓意,注家多依草木之性解之:《楚辭章句》與《山帶閣注》皆指三者為刺人梗穢的惡草,用以比喻讒諂邪佞之徒充斥於朝堂與身側;王逸並視此為女嬃告誡屈原之語,慨嘆世人皆行此諂佞而獲取富貴,唯獨屈原秉持忠直、判然與眾人殊別而不肯同流合污,因而招致斥逐;洪興祖《補注》亦考辨物性,申明蒺藜有三角刺人、易致凶傷的梗穢之質以證其惡草之意。另一說見於《屈原賦注》,則將薋菉葹比喻為「世俗眾人所崇尚的事物」,意指流俗所追隨之風氣已充塞滿室,而詩人依然特立獨行、斷然不肯屈意順從。全句連貫展現出濁邪或流俗盈溢之際,詩人堅守操守、決絕與之劃清界限的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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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衆不可戶說兮,孰云察余之中情。」
本段為賦體。屈原在外受群小奸佞所困,在內遭姊姊責罵,深知舉世無人理解自己。世人眾多,不可能挨家挨戶去告知辯解(洪興祖《補注》引《管子》、《淮南子》,指「戶說」為挨家逐戶遊說辯白之意),又有誰能體察自己內心的真實情志?王逸《章句》釋為屈原自知心志無人能識,慨嘆何人能明察其情志之善否;朱熹《集注》則認為眾人既不可遍說,便必定無法體察其衷曲,並指出此處世人不可理喻的慨嘆,正為下一章前往向舜陳詞傾訴作了鋪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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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世並舉而好朋兮,夫何焭獨而不予聽。」
世俗之人皆崇尚巧偽,彼此結為朋黨且互相推薦;王逸注指出「朋」即朋黨,洪興祖《補注》並引《說文》補充「朋」本為古「鳳」字,因鳳凰高飛而群鳥萬數隨從,故借指朋黨。面對滿世拉幫結派的風氣,忠直之士卻孤單特立(「焭」即孤獨),世人又哪裡肯聽從並採納我的進言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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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依前聖以節中兮,喟憑心而歷茲。」
我依循前代聖賢的法則來節制度量以合於中正,藉此陳辭自明所學純正;五臣注則解「中」為「得」,指依循聖賢法度卻不得見用。面對胸中充塞的憤懣盛怒(另一說指初時志意盛滿),我不禁長聲歎息。對於「歷茲」,諸家歧說並存:王逸注訓「歷」為數,指抒發憤懣、歷數前世成敗之道;洪興祖注訓「歷」為逢,指歎息逢遇時世之不幸;五臣注訓「歷」為行,指歎息憤懣而行於澤畔;朱熹《集注》與後世注家則解為經歷或至此,感歎自己所經歷的境遇竟至如此窮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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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濟沅湘以南征兮,就重華而敶詞:啟《九辯》與《九歌》兮,夏康娛以自縱。」
我渡過沅水與湘水向南進發,前往重華(舊注或以為舜之名,亦有辨為舜之號者)之處陳說心曲。就舜陳詞之由,王逸注以為詩人行聖王法度而不容於世,故向聖帝質疑求悟;洪興祖注以為舜於君臣之際最為詳備;蔣驥注則以為是因女嬃之言而自疑,且九嶷山近楚,故就前聖求正。所陳乃舜後之事:夏啟承繼禹業,關於《九辯》與《九歌》,王逸、朱熹等注以為本是大禹歌詠九功之樂,由啟繼承發揚,戴震亦謂啟作此以示法後王;另一說如洪興祖引《山海經》,指此二者本為天帝神樂,乃啟登天所得;然而傳至啟之子太康(夏康),卻只顧耽溺享樂、放縱無度,終致失德敗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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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顧難以圖後兮,五子用失乎家巷。」
此處意指夏王太康不顧患難、不替未來謀劃,使得五個弟弟因此失去家邦與尊位。對於事由與五子處境,古注理解有別:王逸《章句》解「圖」為謀,認為太康背離大禹與夏啟之樂而改作淫聲,放縱私慾以致失國,使兄弟五人失去尊位,淪居尋常閭巷。洪興祖《補注》則引《尚書》指出太康乃因荒湎田獵遊樂而遭后羿阻截失邦,並質疑王逸所謂改作淫聲不知所據;且太康失國後,國人立其弟仲康,仲康死後立其子相,五子並無淪落里巷居住之理,實因仲康以來后羿權勢日益坐大、君主形同虛設,使五子終究失去宗廟家邦(「巷」字一本作「居」),而這一切實由太康荒怠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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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羿淫遊以佚畋兮,又好射夫封狐。」
全句意為:羿放縱遊樂而沉溺於安逸打獵,又極喜好射殺巨大的狐狸。「畋」即打獵(一作田);「封狐」即大狐狸。關於羿的身分與時代,古注說法有別:王逸《章句》泛稱其為諸侯;洪興祖《補注》指出「羿」本是善射者的稱號,此處之羿一說為商代有窮國諸侯,亦引《說文》夏少康滅之之說;朱熹《集注》則定其為夏朝有窮之君,趁夏室衰亂代掌國政。對於此句所揭示的自取滅亡之由,注家解說亦有不同:王逸《章句》認為,羿身為諸侯卻荒淫嬉遊、佚獵並射殺大狐,乃違犯天孽而招致亡國;朱熹《集注》則結合史事,指出羿得政後耽於娛樂畋獵、不恤民事,委政於相臣寒浞,終在打獵歸途中遭寒浞指使家臣射殺,身死國滅;《補注》並引《天問》射封狶之事互參,印證其好獵巨獸、恃勇荒政之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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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固亂流其鮮終兮,浞又貪夫厥家。」
本來憑藉禍亂奪權之流,就極少能得善終;而寒浞身為臣相,又貪圖奪取后羿的妻子。王逸《楚辭章句》釋「鮮」為少,說明后羿因夏室衰亂而代掌政事,卻只顧娛樂打獵、不體恤民事,終致身亡,即是以亂得政而「鮮終」之例;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則引古傳進一步闡發,強調「以亂易亂,其流鮮終」,指明寒浞與其子澆以暴易暴、同樣不得善終之理。至於下句,《章句》與《山帶閣注楚辭》皆指寒浞為后羿之臣相,他內行諂媚、外施賄賂以專擅權勢,趁后羿打獵歸來時指使家臣逢蒙將其射殺;古注釋「家」為婦人,「貪夫厥家」即指寒浞殺害后羿之後,貪圖霸佔后羿的妻子作為己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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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澆身被服強圉兮,縱欲而不忍。」
寒浞之子澆(即《論語》中力能盪舟卻不得善終的「奡」,二者音轉字異),自身仗持著強橫多力的勇武(『被服』一本作『被於』)。他肆意放縱情慾而絲毫不能自我克制(注家釋『不忍』為不能自止其欲,王逸與《左傳》注更指其縱欲妄行以致滅殺夏后相;另有版本在『欲』字下多一『殺』字,朱熹《集注》則辨其非是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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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日康娛而自忘兮,厥首用夫顛隕。」
本段承接前文,述說寒浞之子「澆」的覆滅。全句意謂:(澆)整日耽於安樂嬉娛而忘乎所以,他的頭顱最終因此翻倒墜地。王逸《章句》指出,「康」為安樂,「首」指頭顱,「顛」為自上而下,「隕」為墜落;此言澆滅殺夏后相後,自以為安居無憂,日日作樂放縱而忘卻自身罪過,最終被相之子少康所誅,首級翻墜落地。洪興祖《補注》訓「顛」為翻倒(《釋文》作「巔」),「隕」為自高處落下,並引《左傳》與《論語兼義》詳述史末:后羿代夏政卻不修民事,被寒浞所殺;浞使澆滅斟灌、斟鄩及夏后相;少康其後收聚遺民復國,在過地誅滅了暴虐荒淫的澆,有窮氏由是遂亡。全句以澆沈湎安逸、終致梟首身死的慘禍,警示縱慾忘身必招傾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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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夏桀之常違兮,乃遂焉而逢殃。」
夏桀是夏代的亡國之君,他經常違背常理道德。注家解釋「違」即背離正道,五臣注指其常背天違道,《楚辭章句》亦謂其上背天道、下逆人理。夏桀任由惡行發展,最終招致了嚴重的殃咎。關於夏桀所遭逢的禍殃,注家說法有所不同:《楚辭章句》認為是其行逆理而最終被商湯誅滅;另一說如《楚辭集注》則指出是指他被成湯所流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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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后辛之菹醢兮,殷宗用而不長。」
君王商紂暴虐無道,竟殘酷地將人剁成肉醬。關於「菹醢」二字,《楚辭章句》分別釋「菹」為醃菜、「醢」為肉醬;五臣注則將「葅醢」合指為肉醬;《楚辭補注》進一步說明「菹」本是醃酸菜,但因麋鹿等獸肉亦可作菹,故菜肉通稱。至於紂王具體醢殺何人,王逸注指紂王殺比干、將梅伯剁成肉醬;《山帶閣注》概括為殺害賢人剁為肉醬;《楚辭補注》則引古籍補充紂王曾醢九侯(或其女)、葅梅伯之骸,並將鬼侯、鄂侯製成肉乾以亂天下。商紂這般暴虐,終致周武王代天行罰,使殷商宗廟與國祚斷絕,無法長久維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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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湯禹儼而祗敬兮,周論道而莫差。」
商湯與夏禹莊重敬畏、虔謹自持,周朝君王講求治道,毫無過失偏差。此處承接向重華陳辭之意,歷述後世昭然的治亂興衰:商湯與夏禹皆能敬天敬賢。句中的「周」,王逸、朱熹注指周文王,洪興祖與蔣驥則認為兼指文王與武王。「道」指治道與道德規範。對於末句的「差」,王逸、朱熹與洪興祖皆訓為過失,指講論道義精審而無過差;五臣注則解為「差殊」,認為先王講求道德並無差別。諸注指出,這些受命明君皆因畏天敬賢、論道無差,故能得神人相助、福祐子孫(五臣注作得享國祚永年);戴震注引方晞原之說,更點明此節鋪敘三代之興盛,其根源全在於能否秉持「祗敬」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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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舉賢而授能兮,循繩墨而不頗。」
選拔賢者並任用有才能的人,切實遵循法度規矩而毫無偏差傾斜。句中「循」即遵循(異文或作「遵」或「脩」);「頗」訓為傾或偏,五臣注亦釋為無所頗僻,皆指行事端正平允、不偏倚失準;「授能」異文亦有一作「賢才」者。關於本段所指,注家見解有所不同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這是指古代「三王」選拔士人,不遺漏幽陋之才,舉賢任能而不受左右近臣偏私左右,嚴格遵循先聖法度而無所傾失,因而能撫綏萬國、安定天下;而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以為此句是向虞舜陳說,所言皆為舜以後之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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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皇天無私阿兮,覽民德焉錯輔。」
皇天神明公正無私,既無偏私之愛,也不偏私庇護(另一說解「阿」為偏加護佑);祂只是明察萬民的德行,並依德安置輔助。關於「錯輔」之義,古注理解略有不同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解「錯」為設置,指上天察看萬民中具備道德者,立其為君主,並安排賢能之臣輔佐以成其志業,故無道的桀、紂失天下,而有德的商湯、文王受命;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亦補述為上天護佑有德之君,為其降生賢臣輔佐。朱熹《楚辭集注》則引申古語「惟德是輔」,指上天見萬民中有聖德之人,便將輔助之力施加於他,立其為君主。兩說皆闡明上天不循私情,天命與輔弼唯依德行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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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夫維聖哲以茂行兮,苟得用此下土。」
只有具備聖明智慧與盛美德行的人,才能真正治理並統有這普天下的土地。依據古注,「聖哲」指通達明智之人(《補注》引「睿作聖,明作哲」),「茂行」則指盛美崇高的德行。對於「苟得用此下土」,《楚辭章句》將「苟」解為「誠」(確實),「下土」指天下,指出唯有具備聖哲之智與茂盛之行者,才能真正於天下執政用事、成為萬民之主;《楚辭補注》則引《詩經》「奄有下土」之意,解釋為聖哲之人因德行極其盛美,故能使天下大地為我所用。兩注皆闡明,唯有智德兼備之聖哲,方能真正主理與任用天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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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瞻前而顧後兮,相觀民之計極。」
我向前瞻望又回顧身後,仔細審察世人的智謀計策與窮極變化。對於「瞻前顧後」,王逸注認為「前」指禹湯之興、「後」指桀紂之亡,藉歷史興衰窮究萬民忠佞之謀與真偽;朱熹注則解「前」為往昔是非、「後」為將來成敗,意指看盡人事變化。「相觀」為疊語重言,「極」有窮盡或至極之意。朱熹與戴震注皆指出,在審察世人計謀機變之極限後,便深知人事唯有依循義與善才真正可行;戴震更進一步闡發,如此守正雖如方枘強納圓鑿般難容於世、甚至可能如古代賢士般招致殺身之禍(受菹醢之刑),但堅守正道以死本是伯夷、孔子、孟子以來的君子常道,縱臨危亡亦絕不悔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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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夫孰非義而可用兮,孰非善而可服。」
這句是說:世上哪有不循仁義卻可以被任用的人呢?又哪有不行信善卻可以服事任職的呢?人若背離仁義則德行不能樹立,不遵循誠善則行事無從成就。對於句尾的「服」字,注家理解有所分歧:《楚辭章句》解為「服事」,指為人臣者若不尊信良善,就無法勝任職守、服事於上;五臣注則將「服」釋為「用」,全句前後互文對舉,意指不義與不善之人皆不可被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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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阽余身而危死兮,覽余初其猶未悔。」
我自身已陷入極度的危殆之中,面臨幾近殞命的境地(古注多訓「阽」為臨危,有近邊欲墜或如傾壁之危)。然而回顧省察,心中始終沒有絲毫悔恨。對於此處「覽余初」的所指,古注有不同理解:《楚辭章句》將「初」解為遠古,認為這是說自己面臨危亡之際,仰觀古代伏節死義的賢士,見其所行正合自己心志所樂,因此終不後悔,《楚辭集注》亦承此意,指前代賢哲縱使因此慘遭酷刑,自己也絕不引以為悔;另一說如《五臣注》則將「余初」解為自己的初衷,認為是回顧省察自己當初確立的志向,貫徹到底,依然毫不後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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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量鑿而正枘兮,固前脩以菹醢。」
工匠若不事先度量榫孔的形狀規格,便逕自把榫頭削得方正,榫卯自然齟齬難合、毀損木材。這如同行事不察處境而固執直道,古代修養美名之士(前脩),往往因此招致被剁成肉醬的極刑(菹醢)。對於此比喻的寓意,歷來注家各有側重:王逸《章句》認為,這是比喻人臣若不審察君主的賢愚,只顧竭盡忠信,就會罹禍危殆,如古代關龍逄、梅伯般橫遭醢刑;洪興祖《補注》則引《九辯》方枘圓鑿格格不入為喻,強調當邪佞充斥在前,自己偏以正直抗衡,君王若不察是非,必然招致得罪;五臣注則側重於政治現實,指出邪佞小人阻隔在前,忠良賢德之人根本無由得以被引薦進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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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曾歔欷余鬱邑兮,哀朕時之不當。」
我接連長吁短嘆而心中鬱結憂愁,自哀生不逢時。此處「曾」訓為重疊累加,異本亦作「增」;對於「歔欷」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記有一說為恐懼戒慎之貌(累息而懼),另一說則指悲傷哀泣之聲,朱熹《楚辭集注》亦從哀泣之說;「鬱邑」即憂愁抑鬱,「邑」亦作「悒」。至於「哀朕時之不當」,《屈原賦注》將「當」訓為「遇」,指生不遇時、與世不相遇合;王逸與朱熹注則更具體申發,解為自哀降生未能逢上舉拔賢能的時代,反而遭逢殘害忠良的菹醢之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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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攬茹蕙以掩涕兮,霑余襟之浪浪。」
我採引茹蕙來遮掩眼淚,滾滾流淌的淚水沾濕了我的衣襟交領。對於「茹蕙」的含義,歷來注家說法有異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與《屈原賦注》將「茹」訓為柔軟,指引取柔軟的香草以自我掩拭;王注並指出,此句言詩人自傷被放逐草澤而悲泣淚流、濕透衣襟,但仍手持柔耎香草,意在表明不因悲哀流放而失去仁義之準則。另一說見於五臣注,訓「茹」為臭(氣味),以茹、蕙並舉來比喻忠正之心;對此,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則提出辨正,認為五臣以茹為香有誤,茹依《玉篇》當訓為柔,即便如《呂氏春秋》所指亦為臭敗之名而非芳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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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跪敷衽以陳辭兮,耿吾既得此中正;駟玉虬以椉鷖兮,溘埃風余上征。」
我長跪並鋪展衣襟(王逸注訓為衣前,另一說指衣裳邊緣),向舜帝陳說古今興亡與忠佞之理;此時我心中澄澈昭明,深知自己已得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(王逸注視為悟道通神以遠遊慰情,山帶閣注則指堅守德行以擇求賢君)。於是設想駕馭四條白玉般的虬龍(王逸注指無角之龍,補注引《說文》指有角龍子),乘坐鷖鳥鳳車(補注謂以鳳鳥為車,王逸注則以為鳳羽僅為車飾)。伴隨忽然而起的塵風(洪興祖與朱熹注釋『溘』為忽然;王逸注則訓為掩覆,謂凌駕掩蔽塵埃),我乘空向上遠行,遠離世俗羣小。注家亦多點明,此處登天神遊皆為託意抒懷的設想之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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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朝發軔於蒼梧兮,夕余至乎縣圃;欲少留此靈瑣兮,日忽忽其將暮。」
清晨我移開止車的擋木,從舜帝安葬的蒼梧出發;傍晚便抵達崑崙之上的仙境縣圃,注家以為這象徵承繼聖王道統而登臨神明之山。此時我想在靈瑣前暫且停駐。對於「靈瑣」,王逸注提供了兩種理解:一說「靈」借喻君王,「瑣」為連鎖雕紋的門閣,指楚王宮中的省閣,欲少留是為了等待君王的政令教化;另一說則認為「靈」是神明所在,「瑣」指刻有青鏤的門扇,因尚未能獲准入門,故只能暫住門外;後注則兼融兩說,指出神靈所居本即用以借喻君王。然而日光匆匆逝去,天色已近黃昏,注家釋此既寫眼前日暮,亦寓指歲月將盡、年老力衰的深沈憂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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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吾令羲和弭節兮,望崦嵫而勿迫。」
我命令羲和放慢行車節奏、控制步伐,遠望著太陽落下的崦嵫山而暫且不要迫近。關於「羲和」,古注一說是指神話中替太陽駕車的神御(如《楚辭章句》、《山帶閣注》),另一說則指堯時主管四時曆象、迎送太陽的官員(如《楚辭集注》、《楚辭補注》);至於「弭節」,王逸《章句》釋「弭」為按,即按節徐行、放慢腳步,洪興祖、蔣驥、戴震等注則釋為止住車行進退之節,朱熹《集注》則兼採按與止二意。「崦嵫」為日落之山,「迫」為接近。王逸、朱熹等注闡明,詩人之所以想讓日車徐行、不使天色驟然入暮,是因擔憂年老歲暮、道德抱負未能施展,故期盼時光放緩,能趁盛時及時遇合賢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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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路曼曼其脩遠兮,吾將上下而求索。」
前方的道路無邊無際、修長遙遠,絕非短時間內所能抵達;我將登降往復,上下探求。此處「曼曼」(一作「漫漫」)與「脩」皆形容道路既長且遠,「上下」猶言登降。至於「求索」的對象與意旨,古注有明顯歧說:《楚辭章句》認為天地廣大,故須在上下左右廣泛求索與自己同心合志的賢人;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持另一說,認為此處求索乃是尋求賢明的君主,且「上下求索」兼括了後文叩閽與求女等上下探尋的舉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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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飲余馬於咸池兮,總余轡乎扶桑。」
我讓我的坐騎在咸池飲水,並把車轡繫結在神木扶桑上。這裡的「咸池」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、朱熹《楚辭集注》與蔣驥《山帶閣注楚辭》皆釋為太陽沐浴之處;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雖指出古籍與他篇注文中曾有天池星名或天神等歧說,但考量下文緊承扶桑,此處仍當指日浴之所。至於「總」即繫結,「扶桑」是東方太陽升起的神木。王逸注更進一步闡發其意:詩人前往東極之野,飲馬咸池並與日同浴以潔淨自身,將韁繩繫於扶桑則是為了挽留太陽的運行,寄託著得以延年益壽而不老的願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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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折若木以拂日兮,聊逍遙以相羊。」
我折下崑崙西極日落處、末端照耀十日的神樹若木來拂阻太陽,姑且自在優遊地翱翔徘徊。此段字句在古注中有不同解讀:關於「折若木以拂日」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主說解「拂」為擊打,謂詩人憂心年歲猝逝,故以若木擊退太陽;另一說則解為遮蔽,即用若木障蔽日光,使其不得過境西沉;蔣驥《山帶閣注》則解「拂」為拂拭,認為是詩人親赴日光處拂拭其芒,以求減緩日行。關於「聊逍遙以相羊」,《章句》視為主體為詩人自己,意謂且行且遊、徘徊等待君王召命;《山帶閣注》則認為這是詩人叮嚀日神的話,囑咐太陽暫且從容徜徉,勿要急遽疾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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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前望舒使先驅兮,後飛廉使奔屬。」
我讓為月亮駕車的神仙望舒在前方開路引導,讓風神飛廉在後方疾馳緊隨。古注指出,「望舒」為月御,「先驅」即在前引路;「飛廉」為能致風氣的風神(風伯),「屬」即相連隨行。關於差遣二神相隨的寓意,注家有不同說法:《楚辭章句》認為含有比喻寄託,月體光明象徵臣子清白,風為號令象徵君王政令,言自己派遣如望舒般清白之臣在前方求賢,令風伯奉君命在後傳告百姓;章句所載另一說則認為,駕乘龍雲飛騰必須假借疾風之力,故命風神在後奔馳相隨以助行;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認為,前有月御、後有風神,是希望借助天神的力量輔佐自己,以此通達叩問天門之心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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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鸞皇爲余先戒兮,雷師告余以未具。」
鸞鳥與雌鳳替我預先奔走告誡,雷師卻回覆我從行尚未齊備。此處「鸞皇」,五臣注為靈鳥,《補注》與《山帶閣注》引古說指鸞為鳳凰之佐、皇為雌鳳,王逸《章句》則解為俊鳥與雌鳳,藉以比喻仁德智慧之士。關於全句意旨,注家理解有所歧異:王逸《章句》主比興寄託,以雷本為諸侯而起興比喻君王,指自己派遣賢士如鸞皇般先期告誡百官同往行道,君王卻懈怠推託,聲稱嚴裝尚未完備;另一說如《山帶閣注》則置於神遊情境,解「先戒」為預先告誡望舒、飛廉等從神,而雷師(《補注》引古說或指軒轅雷神,或指豐隆)卻回報使役從屬尚未備齊,以致行程暫阻,後續仍須鳳鳥親自奔走召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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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吾令鳳鳥飛騰兮,繼之以日夜。」
我差遣鳳鳥展翅高飛,晝夜不停地奔馳前行。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,鳳鳥在此比喻明智之士,命其周流天下、日夜不息,是希望能訪求並遇見志同道合的人;《文選》本句作「吾令鳳皇飛騰兮,又繼之以日夜」。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與朱熹《楚辭集注》皆引《山海經》,說明鳳鳥乃五彩斑斕、自歌自舞、出則天下大安寧之靈鳥;洪興祖更進一步辨析,前文所云「鸞皇」僅是鳳凰之輔佐,喻指賢人的同類,此處「鳳鳥」則象徵品行完備的「全德賢人」,故命其飛騰高翔以求得同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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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飄風屯其相離兮,帥雲霓而來御。」
旋風翻騰聚結,卻與我背離不合,更率領著陰雲霓氣前來迎候。這陣急驟的迴旋風,《楚辭章句》認為是象徵邪惡之徒聚眾卻不與自己和諧相合,甚至謀求孤立自己;《山帶閣注》則以為此迴風大概是風神飛廉所刮起。而隨風而來的「雲霓」,王逸注指其為惡氣,比喻奸佞小人相率前來迎候(御),企圖逼使自己變節相隨;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引字書及《山帶閣注》則從名物出發,指出「霓」是陰氣所生、光色暗微的雌虹。全句生動呈現出求賢途中反遇群小屯聚阻撓、陰邪相逼的情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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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紛緫緫其離合兮,斑陸離其上下。」
看那眾人盛多聚集,忽合忽離;又顯得斑駁雜亂,上下尊卑的秩序混亂無章。此二句在古注中多視為比喻之辭:對於「紛」字,《楚辭章句》與《楚辭集注》訓為盛多之貌,五臣注則解作紛亂;「緫緫」皆指聚結不休。對於次句的「斑」,王逸《章句》與朱熹《集注》皆訓為錯亂之貌,《楚辭補注》則另釋為雜色交錯的駁斑之文(字亦作班);「陸離」則指分散。王逸進一步指出,這是詩人藉神遊觀覽天地之象,諷喻人間俗人競相讒諂逢迎,僔僔群聚而乍離乍合,致使朝野上下之名分與禮義斑然散亂、不可究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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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古注:楚辭章句、楚辭補注、五臣等舊注、楚辭集注;模型:Gemini 3.7 Flash (High)
「吾令帝閽開關兮,倚閶闔而望予。」
我吩咐天帝的守門人打開關門,守門人卻倚靠著天門望著我,拒不放行。依諸家注解,「帝閽」為天帝司門之人;「閶闔」即天門(天帝所居之門),《楚辭補注》引舊注指出此處亦藉天門比喻君王之門。就全句寓意而言,《楚辭章句》認為是詩人因求賢不得、痛恨奸邪讒佞,欲上訴天帝,守門人卻倚門相望而阻隔,使其不得進入;《楚辭新注》則指此節是詩人日夜兼程而至,欲就天帝陳詞以求明斷公道,不料反遭昏昧之人阻拒,最終只能歎息轉赴他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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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時曖曖其將罷兮,結幽蘭而延佇。」
正當昏昧暮色籠罩、求索疲極之時,我佩結著幽蘭而長久佇立。「曖曖」指日色不明、暮色昏暗,王逸《章句》引申指時世昏昧、無有明君;「罷」同「疲」,訓為疲極,王逸指四處奔走困頓疲極,《山帶閣注》則解為心生倦怠、不欲再向前行。所結的「幽蘭」,劉次莊與蔣驥皆注其生於深林幽澗,象徵君子處於幽蔽仍芳香郁烈不可掩蔽,有自潔之意。至於「延佇」長立的心境:王逸認為是久立而萌生退歸之念;五臣注與朱熹《集注》皆解為佩芳自潔,長立而無所趨向、不知去往何處;《山帶閣注》則結合上文叩天門的遭遇,指守門者雖未明言拒絕,但態度冷漠疏遠,故久久佇立於門外不敢貿然前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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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世溷濁而不分兮,好蔽美而嫉妒。」
世道混亂污濁而不能辨別善惡,人們喜好掩蓋美好德行並嫉妒忠信之才。據《楚辭章句》與五臣注,「溷」為混亂,「濁」為貪婪,「蔽」是隱沒;此處指斥當時君王昏亂、臣下貪婪,黑白不分,既喜好埋沒賢士的美德,又嫉妒忠貞信實之人。而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引朱熹之說,指出此句亦含有藉此情境比喻尋求賢明君主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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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朝吾將濟於白水兮,登閬風而緤馬。」
清晨,我打算渡過源出崑崙神山的白水,登上巍峨清朗的閬風山,繫好馬匹暫且駐留。古注指出,「白水」源出崑崙神山,傳說飲之可不死,流入中原即為黃河;「閬風」為崑崙上的神山仙府或神臺;「緤馬」即繫馬止息。此行深意在古注中有不同理解:王逸《章句》認為詩人見世俗溷濁,故欲登神山留止,以白水之潔淨、閬風之清明象徵自身修持清白之德;朱熹《集注》則認為此處是漫遊求索的開端,下文求訪神女實為求賢君之意,因在閬風一無所遇,才繼續前往他處求訪;蔣驥《山帶閣注》則視為設想巡觀天下以求賢諸侯;戴震《屈原賦注》另一說則認為求女乃哀嘆自身孤特,意在尋訪賢士與己為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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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忽反顧以流涕兮,哀高丘之無女。」
忽然回頭回望,不禁悲痛得淚流滿面,哀嘆那高丘之上竟然沒有女子。此處表現出自己雖然遠去,心意卻難以斷絕,因回顧念及楚國而悲傷流涕。對於「高丘」,舊說與《楚辭章句》指其為楚國地名或楚地的高山,另一說則指閬風山頂。至於「無女」,諸注皆認同以女子喻指臣子,但解讀各有側重:《楚辭章句》指楚國沒有賢臣;五臣注則具體認為「女」指神女,用以比喻忠臣;《楚辭補注》辨明《離騷》多以女喻臣,不必拘泥於指神女;《楚辭章句》另引一說,則以為「無女」是比喻沒有與自己同心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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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溘吾遊此春宮兮,折瓊枝以繼佩。」
我忽然間遊歷到了東方青帝的宮殿,折取美麗的瓊枝來接續佩飾。句中「溘」為忽然、倏忽(雖有異本作「壒」,但洪興祖辨其為塵埃,並無奄忽之義);「春宮」指東方青帝之舍;「瓊枝」本為結有琳琅美玉的神樹,注家引以比喻堅貞,亦泛指潔美之木。關於折取瓊枝以繼佩的寓意,古注有不同說法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,漫遊至春宮見萬物生發皆出於仁義,故折瓊枝續於佩飾,象徵恪守仁義、志節愈加堅定;朱熹《楚辭集注》與戴震《屈原賦注》則連繫下文,指出折瓊枝是打算趁其榮華花朵尚未凋落之際,託神女的侍女代為轉贈,藉以向神妃通達求結同心之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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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及榮華之未落兮,相下女之可詒。」
趁著花容盛貌尚未衰敗凋落之時,去仔細物色可以贈送禮物的女子。對於「榮華之未落」,王逸注視為比喻,指趁著自己年德正盛、容顏未老;洪興祖補注則承接前文折取瓊枝,解為趁花朵尚未凋零謝落。「相」即審察物色,「詒」同「貽」,指餽贈。至於所尋求的「下女」,注家理解不同:王逸與洪興祖皆認為是比喻處於下位、在野的賢士,意謂願備玉帛前往聘贈,求得同志一同輔佐君王;《山帶閣注楚辭》認為是相對於高丘而言,指下界宓妃等眾女子;《屈原賦注》則直解為隨從侍奉的侍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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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吾令豐隆椉雲兮,求宓妃之所在。」
我命令豐隆駕乘雲氣周行,前去尋訪宓妃的所在。關於豐隆的神職,注家主要有兩說:王逸注與《山帶閣注》等以為是雲神(雲師),因雲彩奔行最為迅速;王逸注另一說及朱熹《集注》則認為是雷神(雷師),取雷霆威震迅疾、探求無所不獲之意。至於所訪之宓妃,注家指其本為伏羲氏之女,溺於洛水而化作河神;其象徵寓意,王逸注以為比喻高潔的隱士,尋求她是希望能與之同心協力;五臣注則以為比喻賢臣;戴震《屈原賦注》解『所在』為其處所,認為此是感念古昔而思及後世,故前往神女舊地,期望能遇合當世的淑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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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解佩纕以結言兮,吾令蹇脩以爲理。」
我解下身上的佩帶(纕即佩帶之玉),用以結好寄意、訂立盟約(如《楚辭補注》引《洛神賦》解佩以求約示信之意),並差遣蹇脩前去充當說合之媒。對於「蹇脩」與「理」,注家理解不同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與洪興祖《補注》認為,宓妃乃伏羲氏之女,蹇脩是伏羲氏之臣,因伏羲時代風俗敦樸,故命此古賢之臣前去分理陳述禮意、充當媒理;《山帶閣注楚辭》亦視蹇脩為人名、理為媒使,由其攜帶佩帶前往通言;五臣注則指令蹇脩為媒,藉此通達辭理。另一說如《屈原賦注》所釋,「蹇脩」並非特定古人名,而是對媒人的美稱,取其正直修治、不曲意阿諛之品德;「理」則猶如「治」,指主治辦理婚聘之事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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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紛緫緫其離合兮,忽緯繣其難遷。」
在蹇脩持佩帶代為傳話通意之後,眾多讒人紛紛聚集毀謗,致使對方的心意忽合忽離、動搖不定;轉瞬之間彼此便陷入乖違阻隔,難以轉圜。對於「緯繣其難遷」,歷來注解理解有所不同:一說「緯繣」為乖戾,王逸認為是因讒人破壞而遭對方乖逆拒絕,且「難遷」指其居處深僻難以遷徙;朱熹與洪興祖則將「難遷」解為對方心意堅執難移,洪注更指出此句意指隱士忽然與我乖剌相背,其志向意志難以動搖;另一說如戴震注,將「緯繣」解為「結礙」,強調彼此心意糾結阻滯、橫生障礙。全句貫通而言,是述說在小人群聚離間之下,原先的求通意向反覆搖擺,終致彼此乖隔結礙,局勢難以改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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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夕歸次於窮石兮,朝濯髮乎洧盤。」
這兩句詩記述傍晚回到窮石留宿,清晨在洧盤之水洗髮。句中的「次」,《楚辭章句》與《屈原賦注》均解為舍宿、停留止息,《章句》並引古義指停留超過兩宿方稱作次。關於「窮石」所在,注家引《淮南子》與《山海經》注,指其為張掖刪丹一帶的名山,亦是弱水發源之處;《楚辭補注》則另引《左傳》,指出此地曾為后羿遷居之所。至於「洧盤」,注引《禹大傳》指其水出自崦嵫之山。王逸《楚辭章句》進一步闡釋其意,認為此處描摹宓妃秉性愛好潔淨,暮歸窮石之室、朝沐洧盤之水,藉此象徵其避世隱居、不願出仕求官的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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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保厥美以驕傲兮,日康娛以淫遊。」
詩人此處描寫自恃美好而傲慢放縱、日日沉溺於安逸遊玩的情態。「驕」指倨傲簡慢,「傲」指輕侮怠忽。關於本段所指與字義,注家各有闡釋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與朱熹《楚辭集注》均認為此處描摹宓妃,言其保守美德容態卻驕傲怠慢,每日只顧安樂自娛、遊憩放縱;王逸指出其全無侍奉君王之意,朱熹則強調她雖美卻不循禮法,故詩人決定將她棄去而改求他人。對於「淫遊」,《楚辭補注》引《說文》釋「淫」為私逸放縱;另一說則見於五臣注與《補注》引《爾雅》,訓「淫」為「久」,解為長時間沉溺遊樂。此外五臣注在篇意上別為一說,認為此處並非描寫宓妃,而是指隱居之人自恃才德傲世,日日長久安樂遊逸,全無出仕匡救君王之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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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雖信美而無禮兮,來違棄而改求。」
本句詩意是說:她雖然確實美好,卻不循禮法,我只得折返捨棄她,轉而另求賢能。《楚辭章句》釋「違」為離去、「改」為更變,指出宓妃雖確有美好德貌,但態度傲慢無禮,無法與之一同侍奉君主,因而決定掉頭離去、更求賢良;《楚辭補注》則引儒家義理補充評說,認為這類人物正如孔子所說的避世隱者,亦即子路所謂只求保持自身高潔卻廢棄了君臣大倫之人,終究難以共濟事功,故而詩人必須放棄並另作尋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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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覽相觀於四極兮,周流乎天余乃下。」
我放眼向四方極遠之境仔細觀覽,周流巡行於天界之中,然後才降落下來。注家多以「四極」泛指四方極遠之地;《楚辭補注》則博引古說,一引《爾雅》以泰遠、邠國、濮鉛、祝栗等邊境為四極,另一說引《淮南子》則指開明、暑門、閶闔、寒門等四極之山。至於周流巡歷的用意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指其意在「周流求賢」,而後乃來下(本段異文「覽相」一作「求覽」,亦切合求賢訪視之意);《屈原賦注》則進一步闡明,詩人四顧巡觀,乃因前代已有高辛氏得簡狄之舊事,深恐世間已無遺賢、良遇不能再得,故而極目求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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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望瑤臺之偃蹇兮,見有娀之佚女。」
我遠遠望向高聳巍峨的瑤臺,看見了有娀國的美女。句中「瑤」字,王逸《章句》訓為次於玉的石,《補注》引《說文》則指為美玉;「偃蹇」形容樓臺高聳之貌。對於「佚女」的理解,注家說解互有異同:王逸《章句》釋「佚」為美,指帝嚳之妃、契之母簡狄,以其配聖帝、生賢子來比喻貞良賢士,寄託自己望見美女而思得與其共事明君之意;《補注》則引古記指出,有娀氏實有二位佚女(長女簡翟、少女建疵),姊妹二人皆居於九層瑤臺之上;《屈原賦注》則另有一說,認為「佚女」猶如《詩經》中所言的「游女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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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吾令鴆爲媒兮,鴆告余以不好。」
我差遣鴆鳥替我充當媒人,鴆鳥回來卻回報說女方不好。各家古注指出,鴆是羽毛浸酒足以殺人的毒鳥,以此比喻戕害忠良的讒佞之徒。對於為何任用毒鳥為媒,洪興祖《補注》辨析,鴆鳥能預知陰晴,好比小人中亦有才智者,君子不預先猜忌防詐,待其證實不可信任才予以屏棄。至於鴆鳥為何回報「不好」,注家說法有別:王逸《章句》認為鴆鳥生性狡詐殘暴,為詩人求配簡狄時不可信任,便以虛言詐稱女方不好;五臣注則認為賢能忠良本為讒佞所嫉妒,故鴆鳥故意詆毀說不好;朱熹《集注》則指出鴆鳥性情讒賊,根本不肯誠心作媒,反而在中途搬弄是非、挑撥離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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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雄鳩之鳴逝兮,余猶惡其佻巧。」
雄鳩邊鳴叫著邊往前飛去,但我依然厭惡它的輕浮巧詐。「逝」即前往。古注指出雄鳩為多鳴之鳥,《補注》與《山帶閣注》皆言其「多聲」,五臣注更由此引申以多聲喻指辯捷之士。本句意旨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是使雄鳩銜命前往通聘,但其性情輕浮便黠、多言而無實用,不可信用;五臣注則解為派遣辯捷之士前往聘求忠賢,詩人卻厭惡他們輕浮狡巧而不可信。至於「佻巧」字義,王逸訓「佻」為輕、「巧」為利;洪興祖《補注》則另引《爾雅》訓「佻」為偷,皆指其輕浮偷薄、不可依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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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心猶豫而狐疑兮,欲自適而不可。」
此句言詩人內心遲疑不決且滿懷疑慮,想要親自前往求索,卻礙於禮法與情勢而不可行。「猶豫」與「狐疑」皆形容進退未定與多疑:注家辨其名義,一說「猶」為幼犬,隨人行時忽前忽迎、進退未定,另一說則指「猶」為善登木之獸,聞人聲即上下不定;而「狐疑」或本於狐渡初合河冰時善聽水聲之審慎習性,或如《補注》引《風俗通》指俗語本就形容狐性多疑。至於「欲自適而不可」(適即往),注家皆以鴆鳥與雄鳩為媒皆不可託為背景,王逸《章句》著重於禮制規定「女當須媒,士必待介」,故不得自往;朱熹《集注》則進一步補充,此時鳳凰已受帝嚳(高辛)之命前來求聘,詩人既因禮法不可自往,更深恐簡狄已被帝嚳搶先一步求得,因而更生憂懼與疑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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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鳳皇既受詒兮,恐高辛之先我。」
如鳳凰般的賢智之士(亦作傳聘良媒)已接受了我所致送的聘禮玉帛(「詒」為所致之聘物、遺贈,一本作「詔」),正準備啟程前往求聘;但我心中卻深感憂懼,唯恐高辛氏搶先一步走在我前頭。句中「高辛」本為帝嚳之號(亦有古注引為地名),對本句之意古注各有發明:王逸《章句》指所憂慮者乃古帝高辛氏已先我一步娶得有娀氏之女簡狄;蔣驥《山帶閣注》以為雖已獲鳳凰為良媒,但恐高辛得玄鳥之祥已先於我,致使求女之事再次中途廢輟;而五臣注則將帝嚳視為喻體,指所憂懼者乃其他列國賢君搶先一步前去招納聘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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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欲遠集而無所止兮,聊浮遊以逍遙。」
我想要遠赴他方棲止,卻找不到停留容身之處,姑且四處漫遊觀望,藉以排遣愁憂、自我調適。句中「集」字,《楚辭補注》載有一作「進」,《楚辭集注》則辨其「作進非是」。在篇意脈絡上,《楚辭章句》指出此處承接前文求簡狄不成之後,想去遠方又無處可去,故以遊戲觀望來忘憂自適;《集注》亦持此說,並下連欲趁少康未娶時留結有虞二姚之意。《楚辭新注》與《屈原賦注》則進一步闡明,詩人上下求索、專引古代妃后是為對照鄭袖,因求女不得而思慕少康古事以求折中,然而深知居間治事者軟弱、為媒者笨拙而缺乏善辭,恐終究無從求得,故在此求索無門之際,只能暫且浮遊逍遙以自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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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及少康之未家兮,留有虞之二姚。」
趁著夏后相之子少康尚未成家立室之時,希望能留在舜之後代有虞國,求娶有虞氏的兩位女子。此處借用了少康逃奔有虞、得娶二女為妻,最終布德聚眾、誅滅逆臣之子而復興夏禹功業的歷史典故。關於這兩句的寄託,古注理解有所不同:《楚辭章句》認為,屈原設想自己若能像少康留止有虞、獲配二妃建功立業,正寄託了他不忍遠去楚國的留戀之情;另一說如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引朱熹之見,則認為本節求女乃是以婚姻比喻尋求賢明的諸侯君伯,是屈原審視情勢後的遙想揣度之辭,藉以印證求取同德賢朋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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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理弱而媒拙兮,恐導言之不固。」
此處言詩人本想效法少康留下求聘,卻深感難以成功。句中『弱』為劣,『拙』為鈍。對於『理弱而媒拙』,五臣注與朱熹《集注》解為自己所執持的道理比不上少康,且媒人笨拙缺乏巧辭;王逸《章句》則著眼於所託之媒人劣弱駑鈍。正因缺乏善辭的媒人,詩人唯恐代為傳達的話語不夠堅定穩固:王逸解為擔憂媒人向君王進言不能堅固,反使君意動搖轉變;朱熹則進一步指出,詩人其實不待求婚不合,便已預知必然無成,更由此感嘆舉世溷濁、嫉賢蔽美,縱使四方偏遠之處,其風俗惡劣亦與中原無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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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世溷濁而嫉賢兮,好蔽美而稱惡。」
現世混濁昏暗,世人嫉妒賢能之才;眾人喜好掩蓋忠正美好的人,反而推舉稱揚邪惡之輩。針對此處再次感嘆世道混濁,注家見解有所不同:《楚辭章句》認為,這是由於楚懷王與楚襄王兩代君主昏暗不明,致使朝臣上下蔽匿忠正之士而推舉邪惡之人;《楚辭補注》則認為,重複強調世道混濁是為了極言混亂之甚以加重語氣,並指出屈原創作此篇時仍在懷王之世,其意在於痛陳世人遮蔽應當讚美之人、反而稱揚推舉邪惡之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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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閨中既以邃遠兮,哲王又不寤。」
內室閨門已經如此深邃幽遠,而明智的君王卻又始終不曾覺悟。此二句在古注中有不同理解:關於「閨中邃遠」,王逸認為是寫君王深居宮殿深處,忠言阻隔難通;朱熹、蔣驥、戴震則承接上文求女之情節,解指宓妃等淑女深居閨閣而無法求得(蔣驥以為是因缺乏媒人而不得通);屈復則力主「閨中」是指楚懷王寵妃鄭袖深居內闈,使自己無從陳情。關於「哲王不寤」,王逸、洪興祖、蔣驥皆指楚懷王,洪興祖特別指出懷王雖不明,稱其為「哲王」是寄予厚望、期盼他憬悟;朱熹則獨解為天帝未能覺察守門者壅蔽賢人之罪(屈復則力斥天帝不可稱王)。至於「寤」字,多數古注訓為「覺」,指君王未能覺察忠臣心志;戴震則訓「寤」為「逜」(相遇),解為欲見哲王而不得相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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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懷朕情而不發兮,余焉能忍與此終古。」
我心中懷抱著忠信之情卻不得施展,我哪裡還能忍受長久與他們共處呢?關於此處不願長久相對的對象,注家解讀有所不同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「此」指昏亂之君,因忠信無法發用,心中萌生再次離去之意;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則認為是指當世遮蔽美善、稱揚醜惡的眾人。至於句末的「終古」,諸注皆指漫長無盡的時光,《補注》訓為永遠或常久,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釋為古之所終、指未來無窮無盡的歲月。全段生動表達了賢者抱負難抒、絕不願在無休止的歲月中與昏君或濁世苟同的堅決去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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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索藑茅以筳篿兮,命靈氛爲余占之。」
我尋取了名為藑茅的神草(《爾雅》注指開紅花的葍草,《山帶閣注》則指旋覆花),並備辦小竹;句中「以」字,《屈原賦注》解作「與」,即取靈草與小竹同用,而「筳」字王逸注釋為折斷的小竹枝,五臣注則解為占筮所用的竹筭(竹籌)。我依照楚人結草折竹的占卜之法(名為「篿」),請求靈氛為我占斷吉凶。關於「靈氛」,王逸與朱熹等古注認為他是古代擅長占卜吉凶的明智之人,《屈原賦注》則認為是善於望氣的卜師通稱。此句承接前文憂懣難決之情,詩人因欲去無所歸、欲留又不見用,心中滿懷狐疑,故取神草竹筳起卜,請靈氛為自己決斷未來的去留與命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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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曰兩美其必合兮,孰信脩而慕之?」
靈氛所言良臣與明君必定能相契合,本是占卜獲吉之辭。然而反詰當前楚國,又有誰能真正賞識這般美德?對於「信脩而慕之」,古注理解略有側重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釋為楚國有誰能信明善惡、修行忠直而願相敬慕;戴震《屈原賦注》則將「信脩」訓釋為確實能好善修德之人;蔣驥《山帶閣注楚辭》亦指出,兩美雖必有相合之理,但楚國並無信任其美修而心生思慕者。諸注皆歸結指出,正因楚國無人珍視忠良之修,賢者理應適時離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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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恖九州之博大兮,豈唯是其有女?」
想到九州大地如此遼闊博大,難道只有楚國這裡才有好女子嗎?句中「恖」同「思」。關於本句的語境與比喻意涵,古注存在顯著歧說:《楚辭章句》認為這是詩人自述心意,感念天下浩瀚博大,難道只有楚國才有賢臣值得留止共事,將「女」比喻為臣子;《楚辭集注》則認為此句仍是靈氛的勸勉之詞,主張以「美女」比作賢君、「求美」比作求賢夫,藉此開導詩人:天下廣博,並非楚國獨有明主,應當堅決遠行不必遲疑,賢君尋求賢士決無將汝捨棄之理。兩說分別將「女」解為賢臣與賢君,話語主體亦有詩人自忖與靈氛設喻之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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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古注:楚辭章句、楚辭補注、楚辭集注;模型:Gemini 3.7 Flash (High)
「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,孰求美而釋女?」
此處再次引述靈氣之言,極力言明確實應當遠行離去。話中勸勉說:應當努力遠走他方,不要猶豫狐疑(一本作「無疑」,無「狐」字);世上若有人尋求美好品德之人,誰會捨棄你呢?五臣注則具體釋為靈氛之語:只要努力遠行,天下若有訪求忠臣者,誰會不擇取任用你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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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古注:楚辭補注、五臣等舊注;模型:Gemini 3.7 Flash (High)
「何所獨無芳草兮,爾何懷乎故宇?」
此二句是神巫靈氛勸勉屈原遠行的決斷之辭,意謂天下哪裡會獨缺芳草,你又何必苦苦思戀故居而不肯離去?針對「芳草」的比興寓意,注家見解各有偏重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芳草指「賢芳之君」,言天下何處沒有賢君可以依託;蔣驥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解為四方隨處皆有「賢士見用」;朱熹《楚辭集注》則視為承接前文求女之意,申言何嘗唯獨此處有配偶,以此勸勉其出行。至於「故宇」,王逸注為居處(字一作「宅」以便叶韻),「懷」即思念。蔣驥進一步指出,屈原徘徊狐疑、未忍忘楚,正是此處所指的「懷故宇」;靈氛這番話正是要為他決斷猶疑,點明潔身好修者在外必能遇合,而於楚國則已萬無指望,因而策勵他切莫再戀棧故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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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世幽昧以昡曜兮,孰云察余之善惡。」
當世(一作「時」)昏暗幽昧而眩惑混亂(「昡」一作「眩」),又有誰能明察我的善惡好壞(「善」一作「美」,「善惡」一作「中情」)?對此處的語境與寄意,古注有不同理解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視為屈原回答靈氛之言,指出當世君王皆昏闇惑亂、不辨是非,又有誰能明察自己的善德善情而起用自己,深含不忍遽去楚國的留戀之意;蔣驥《山帶閣注》則認為這是屈原聽罷靈氛之言後的內心自念,回顧楚國而深覺楚國實不可久留——世間風氣固然昏暗惑亂,未必能辨明己之善惡,但四方好惡容或有所不同,並不像楚國舉國上下皆蔽塞相類、獨異於天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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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民好惡其不同兮,惟此黨人其獨異。」
世間眾人(「民」一作「人」)所喜愛與厭惡的本就不盡相同,唯獨這些黨人的好惡格外怪異反常。對「黨人」的指涉,歷來注家有不同說法:一說如王逸《楚辭章句》,解「黨」為鄉黨,指楚國,意謂天下萬民的好惡天性各有不同,而楚國人之好惡尤為奇異;另一說如洪興祖《補注》與朱熹《集注》,解「黨」為朋黨,指椒、蘭等結黨之徒,朱熹更指出,常人性情好惡固然有所不同,而這班黨人親愛讒佞而憎遠忠直的偏頗,更遠比常人嚴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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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戶服艾以盈要兮,謂幽蘭其不可佩。」
家家戶戶都把白蒿(艾草)佩滿腰間,反倒認為幽香的蘭草不可佩帶。注家指出,「要」同腰,「艾」一名冰臺,即白蒿或艾蒿,並非芬芳之草;《山帶閣注》指以此印證楚國已無芳草。在比興寓意上,注家理解各有側重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此句是借指楚國君王親近喜愛讒佞小人,反而憎惡疏遠忠直之臣而不肯接近;五臣注則認為是指楚國舉國皆喜好讒邪諂諛,反倒認為忠誠正直之道不可施行佩持於自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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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,豈珵美之能當?」
審視觀察各色草木,時人都尚且不能辨明其香臭,又哪裡能夠賞識與相稱「珵」的美好呢?此句借物喻理,古注對「珵」的名物與寓意各有闡發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與朱熹《楚辭集注》引《相玉書》,解「珵」為長六寸、光芒能自照的美玉;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則載另一說以為是佩玉上的「珮珩」,並釋「珵美」猶如《九章》所言之「蓀美」,指代德行美好;戴震《屈原賦注》則考證其為玉笏頂端平整而不削殺之處。在義理寄託上,王逸與朱熹注皆指出草木香臭易察而人情忠佞難別,時人連草木尚不能辨,更談不上知玉之好壞,藉此興發知人之難與世人親近小人、疏遠君子之嘆;五臣注則進一步明確以美玉比喻忠直之士,串講為:世人連草木都未察得,豈能明辨忠貞之臣的優劣臧否,而給予其相應的禮遇與對待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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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蘇糞壤㠯充幃兮,謂申椒其不芳。」
本段詩句的意思是:竟然收取污穢的糞土來裝滿隨身的香囊,反而說芬芳的申椒並不香。在字詞理解上,句首的「蘇」字注家有不同訓釋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釋為「取」(收取草土);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引古書與林雲銘《屈原賦注》則認為「蘇」是語音之轉,訓為「索」,即尋求、搜取之意。「㠯」同「以」;「充」是裝滿;「幃」依王逸注為「幐」,即香囊,《補注》引《爾雅》進一步說明其為繫帶在身上的香纓。整段描寫有人搜取糞土裝滿香囊佩帶在身,反而指申椒臭而不香;王逸《楚辭章句》指明此句的譬喻意旨,即在於說明「親近小人而遠離君子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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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欲從靈氛之吉占兮,心猶豫而狐疑。」
我本想聽從靈氛所告誡的吉祥占辭,內心卻反覆猶豫、充滿疑惑。關於「吉占」,注家多連及後文巫咸之卜:《山帶閣注》認為是指靈氛所言「兩美必合」之辭,此處舉靈氛以概括神巫巫咸;《屈原賦注》與《楚辭集注》則指出,這本是詢問神靈所得的吉兆,因詩人心中猶豫,故更欲迎候巫咸降臨以致百神、再決吉凶。至於心中為何猶豫狐疑,注家解讀有別:《楚辭章句》認為是想依從靈氛勸離之占,卻因深念楚國故土而心生狐疑;《楚辭補注》則提出另一說,認為靈氛之占若對於求仕的異姓之臣確屬吉祥,但屈原身為楚國同姓宗臣,義不可背離故國,因此才遲疑不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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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巫咸將夕降兮,懷椒糈而要之。」
神巫巫咸將要在傍晚自天而降,我便懷抱著降神的芳香椒物與祭神的精潔美米前去迎候。關於巫咸的身分,王逸注與《山帶閣注楚辭》指其為商殷中宗時的神巫,《屈原賦注》釋為殷代通曉天數者;《楚辭補注》則考證巫咸之名由來甚古,為知天道、明吉凶的古巫,至商代亦有同名賢臣或巫官。言「夕降」者,補注指出神靈降臨多在夜間;而攜帶椒糈相迎之用意,王逸注認為是欲求巫咸為其占問吉凶,補注引孟康說指椒糈是以椒調香的祭神米饊,《楚辭新注》則以為此節借迎神以喻君臣同德,實寄寓了離此遠逝、另擇明君之端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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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百神翳其備降兮,九疑繽其並迎。」
巫咸受享之後,眾多神靈遮蔽天日般齊備降臨,九疑山之神亦盛大地相隨迎候。九疑(一作九嶷)為虞舜安葬之所,因山有九峰、形勢相似令遊人迷惑難辨而得名。關於「並迎」之意,古注理解有異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與朱熹《楚辭集注》認為,百神降下時,舜帝深知屈原心志,特遣九疑之神紛然盛大前來迎接屈原;蔣驥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以為,此前「量鑿正枘」之訓本由舜帝暗中啟示,九疑山地處楚國之南宛如地主,故此處是九疑山神出面迎候降臨的眾神,相偕齊降以告導屈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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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皇剡剡其揚靈兮,告余以吉故。」
神明赫赫閃耀、彰發其光彩與神靈,向我宣告吉善的緣故與徵兆。關於「皇」的涵義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解為「皇天」,謂皇天顯揚其光芒神靈,命百神降告自己應當離去以趨吉避凶;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解「皇」為泛指的「神」,「剡剡揚靈」即神靈顯耀發揚其光明神采。對於「告余以吉故」,五臣注同樣釋為告知自己離去便能吉祥;《楚辭補注》則進一步指出,先前靈氛的占卜不過是折竹求卜,如今百神備降、九嶷並迎,神明盛大降臨並明確告戒離去,便足可決意動身離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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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曰勉陞降以上下兮,求榘矱之所同。」
巫咸勸勉說:應當努力升降奔走、上下求索,尋訪法度規範與自己相契合的人。對於「升降上下」與所求對象,歷代注家理解有所分歧:王逸《章句》認為「上」指君主、「下」指臣子,意在勉勵自己向上尋求明君、向下訪求賢臣,尋找法度契合者共同治國;洪興祖《補注》則提出異議,認為升降上下猶如周流四荒、經營六漠,乃是廣泛奔走求索,不必拘泥於專指君臣;朱熹《集注》與蔣驥亦承此意,解為上至青天、下至大地,指在天地間四處尋求能與自己同守法度道德的賢明君主,如同商湯遇伊尹般相合;戴震則進一步點出,此段是巫咸傳達百神之意,藉由上下求合之理,證明應當遠離遠行以趨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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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湯禹嚴而求合兮,摯咎繇而能調。」
此處起轉為屈原本人的自述。意謂商湯與夏禹雖貴為至聖之君,依然心懷敬肅(「嚴」訓為敬,一作「儼」),敬承天道而懇切尋求與自己相匹合的良佐;及至獲得重臣伊摯(即伊尹,《楚辭補注》引《天問》亦指伊摯即伊尹)與咎繇,方能調和陰陽、安定天下。關於咎繇,王逸注直接稱其為禹臣,而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指出他本為舜時士師、至禹即位後始授之以政。全句意在表明聖王亦需莊敬求賢,得賢良相協,始克成就調和天下之治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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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苟中情其好脩兮,又何必用夫行媒。」
如果內心確實好善修潔,又何必一定要倚靠媒人牽線呢?在字句校勘上,句中的「又何必」,《楚辭補注》與《楚辭集注》皆指出有版本無「又」字。對於首字「苟」的理解,王逸《章句》與朱熹《集注》皆訓為「誠」,意指內心若果真、誠心向善;五臣注則解為「且」,取姑且、暫且之意。「行媒」本指往來奔走的撮合媒人,王逸指出此處比喻君王身邊的左右之臣,朱熹與《山帶閣注》則進一步指為居間引薦、說合的「先容」之人。全句大意謂:人若真能做到內在至誠向善、持守美德,其精誠自能感通神明,賢明的君王自當親自提拔重用,哪裡還需要身邊近臣代為薦引通達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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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說操築於傅巖兮,武丁用而不疑。」
當年傅說拿著工具在傅巖擣土築牆,商王武丁重用他而毫不懷疑。注家指出,「說」即商代賢者傅說,「操」是拿著,「築」即擣土;至於「傅巖」,一說在虞、虢兩國交界,另一說引《尸子》指在北海之洲。關於傅說在此操築的緣由,古注存有歧異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與《山帶閣注》認為傅說雖抱道懷德,卻是獲罪受刑罰而在此勞作,《史記》亦稱其為刑徒;《楚辭補注》引孔安國說則以為傅說本是賢能的隱者,因當地澗水壞道、常令刑徒築護,他是替刑徒築路以換取餬口之食。殷高宗武丁思慕賢者,因夢得聖人而照著形貌四處訪求,在傅巖找到傅說後便深信不疑,登拔他為相,殷商之道由是大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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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呂望之鼓刀兮,遭周文而得舉。」
呂望(即太公望,本姜姓,從封氏為呂)困頓未遇之時,曾敲刀鳴響、以屠牛賣肉為業,直到遭逢周文王才被賞識拔擢。古注指出,「鼓」即擊刀鳴聲;太公避商紂之亂,在歸投文王途中於朝歌道窮,落魄操刀,《戰國策》等注文更載其受老婦驅逐、肉臭不售之窘境。關於太公如何遭逢文王而獲舉用,諸注記載存有歧說:王逸《章句》與朱熹《集注》等載太公後西至渭水之濱垂釣,文王因夢見聖人(或夢天帝於令狐之津賜名師)而出獵相遇,歎言先君盼望已久,遂載歸尊為師;洪興祖《補注》引《天問》注則為另一說,謂太公是在市集肉肆中敲刀發聲,文王親自前往探問,太公以「下屠屠牛,上屠屠國」之對彰顯抱負,文王遂喜而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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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甯戚之謳歌兮,齊桓聞以該輔。」
衛國人甯戚在車下餵牛、扣角高歌,齊桓公聽聞其歌聲,便起用他來完備輔佐之位。古注訓「該」為「備」,指充備輔弼之臣。甯戚本具修德卻困窮無路自達,遂前往齊國經商;某夜露宿城門外,趁桓公夜出時敲擊牛角唱起悲慨的商歌。桓公聞歌知其非常人,載回召語後深感悅服,予以任用——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與《山帶閣注》記其擢為「客卿」,《楚辭補注》引《淮南子》則記為拜為「大夫」。至於屈原連舉呂望、傅說與甯戚的用意,注家闡發各有著眼:《楚辭補注》以為是藉古君之任賢,感傷當今之世已不再如此;《山帶閣注》則指出,特舉此三人,乃因他們皆是不藉媒人引介便與明君遇合相知的賢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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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及年歲之未晏兮,時亦猶其未央。」
趁著年歲尚未衰晚,歲月時光也還沒有窮盡。此處「晏」字古注皆釋為晚;而「央」字訓詁則有分歧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與朱熹《楚辭集注》皆訓為「盡」;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引《說文》訓為「久」;林雲銘《屈原賦注》則以「年歲」指人壽,訓「央」為「中」,謂時光將至中途則眾芳欲謝。對於此二句的語境與意旨,注家詮解亦顯歧異:王逸注認為此乃屈原自述急於輔佐楚君的心志,冀望趁年歲未晚、時光未盡時推行德化,求得如三賢之遇合;朱熹注則以為此處乃巫咸之語告終,意在勉勵屈原趁自身未老、時機未過而速行遠去;另一說如林雲銘注,則視為屈原心念轉折,自省時將過中、群芳將謝,故應當及時離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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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恐鵜鴂之先鳴兮,使夫百草爲之不芳。」
我深怕鵜鴂鳥搶先鳴叫,使得百草(一作百卉)紛紛枯萎而失去芬芳。對於鵜鴂與物候,古注各有歧說:王逸《章句》認為鵜鴂本常在春分啼鳴,此處是恐其早於春分而鳴,致使百草花英摧落、難成芬芳;五臣注與《山帶閣注》則認為鵜鴂為伯勞(鶪),於秋季(或秋分前)啼鳴,象徵草木凋零枯萎;《補注》與《屈原賦注》另收錄有杜鵑、立夏或五月鳴等不同說法,洪興祖亦表存疑。在比喻深意上,王逸與《山帶閣注》皆指出此鳥先鳴是比喻讒言搶先構陷、奸佞搆禍,致使忠直賢良之士橫遭危害;《山帶閣注》更點明此句為巫咸告誡之辭的結尾,以草木芳歇、災禍將至為警惕,催促詩人應當速速離去求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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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何瓊佩之偃蹇兮,衆薆然而蔽之。」
此處為屈原自敘自言之詞。詩人感嘆道:為何我所佩戴的瓊玉如此繁美盛大,眾人卻重重遮蔽掩蓋著它?注家多指出「瓊佩」承前文「折瓊枝以繼佩」,是以玉佩德美自況。對於「偃蹇」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與朱熹《楚辭集注》皆解為繁盛眾多貌,形容佩飾德美之盛;蔣驥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兼取高倨特立之意。對於「薆然」,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引《方言》釋為掩翳遮蔽,五臣注與朱熹、蔣驥則進一步訓為遮蔽極盛之貌。至於全句旨意,王逸注認為是感傷自身懷抱美德,卻遭眾人蔽塞而不得施展任用;戴震《屈原賦注》則解為詩人以瓊佩偃蹇比況自己長久堅守好修之德,表達深恐因此再度招致眾人嫉妒與陷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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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惟此黨人之不諒兮,恐嫉妒而折之。」
思及楚國這班結為朋黨之人不講誠信(「諒」訓為「信」,亦有字作「亮」),心中便十分擔憂。《楚辭章句》指出,這是說楚國那些黨人向來不崇尚忠信的德行,因而一同嫉妒我的正直剛毅;深恐他們心懷嫉妒,必定會前來折挫、摧殘並敗壞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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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時繽紛其變易兮,又何可以淹留。」
時勢混亂而世道善惡變異,我又怎能在此久留?古注多訓「繽紛」為混亂。對於「變易」與「淹留」之深意,注家各有闡發:王逸注指時世混濁、善惡顛倒,故不可久留而宜儘速離去;屈復注則以為此句是回答巫咸之詞,痛陳連君子都變為小人,反覆申明世風變易之酷烈而決不能再留。朱熹與戴震則承接上文草木變質之喻:戴震注指出眾芳變化是比喻世人隨境遇轉移而自棄美德,因而反詰何能久留坐視此景;朱熹注亦痛惜眾人皆與惡草俱化,舉國唯屈原一人守死不變,故同樣主張不可淹留、應當速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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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蘭芷變而不芳兮,荃蕙化而爲茅。」
蘭草與白芷改變了本體而不再散發香氣,荃草與蕙草也退化成了荒劣的菅茅,喪失了原本美好的天性。此處以香草之變喻人節操之失:依《楚辭章句》所釋,這是比喻君子變成了小人,忠誠篤信之人變成了奸邪偽善之徒;五臣注則指出「茅」為惡草,以此比喻進讒的奸臣。《楚辭補注》進一步對比前文指出,先前言及幽蘭、申椒,香草與艾草、糞壤尚有分別,如今蘭芷不芳、荃蕙為茅,則是原本美好之物已完全隨之俱化;在舉國眾人皆變節同流的局勢下,能至死恪守節操而不改變者,楚國唯有屈子一人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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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何昔日之芳草兮,今直爲此蕭艾也。」
為什麼昔日芬芳的花草,如今竟然全都變成了這等蕭艾賤草呢?詩人藉由草木之變,寄託對世風與士人墮落的沉痛慨嘆。對此喻意,歷代注家各有發微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是比喻往日聰明智慧的士人,如今全都假裝愚昧、狂惑放縱而不知自重;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引顏師古之說,辨明蕭(祭神之香蒿)與艾(灸病之草)名物本非一類,但在此皆為微賤之草,用以比喻不賢的不肖之人;朱熹《楚辭集注》亦承賤草喻不肖之說,並進一步闡發其緣由,認為世道混亂、風俗澆薄之際,士人難以堅守操節,因見君子修養美德反遭小人嫉妒迫害而不容於世,中常資質以下的人便紛紛轉變志節、同流合污,終致昔日的善類盡化為庸俗小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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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豈其有他故兮,莫好脩之害也。」
這難道還有別的原因嗎?無非是沒有人愛好修潔所招致的禍害啊!關於此處禍害的緣由與所指,古注理解各有側重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著眼於君上,認為是君王不喜好任用忠正之人,因而挫傷損害了士民向善的心志;《五臣注》同樣歸因於君王不喜好修潔之士,但認為其危害在於迫使明智之士不得不假裝愚昧而自我損害;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則著眼於舉世風氣,認為是當時的人沒有誰願意自我修身潔行,這種不尚修潔的禍患,最終深致使荃蕙變成了茅草、芳草化為了艾蒿,令美好的品格全都變質墮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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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余以蘭爲可恃兮,羌無實而容長。」
我原本以為芳蘭是可以倚託依附的,哪料到它結不出果實,徒有修長美好的外表。這兩句詩託物抒慨,歷代注解在指涉與詞義上各有側重:漢代王逸《楚辭章句》將「蘭」坐實為司馬子蘭,以為其身為宗親理應舉薦賢才而可依靠,宋代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則引《史記》考訂子蘭實為懷王少子、頃襄王之弟(曾力勸懷王赴秦終致被扣留);宋代朱熹《楚辭集注》則承接上文蘭芷變質之意,不專指一人,而視為草木不再芬芳、徒具外在美好。對於「無實而容長」,注家理解亦有深淺:王逸以「實」為誠信,指其內無真誠而唯有長大浮華之貌;五臣注則解「無實」為沒有實際才能;《山帶閣注楚辭》亦總結「容長」猶言虛有其表。諸說皆說明此處感嘆其外在看似出眾,內裡卻空無可恃之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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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委厥美以從俗兮,苟得列乎衆芳。」
此句意為捨棄美好的品質而隨順世俗,只求苟且列身於群芳之中。「委」即拋棄、捨棄之意。對於本句的指涉,歷代注家見解有所不同:《楚辭章句》認為這是指子蘭捨棄了自身美好的資質與正直的性情,隨從諂佞之人,只求苟且躋身於眾賢之位,卻沒有引進賢士的心意;《楚辭補注》亦承此意指出,子蘭空有香蘭之名卻無香蘭之實,即使同列於眾芳之中,也沒有真正的芬芳之德。另一說則如《山帶閣注楚辭》所辨析:前文出現的「委厥美」是指蘭草自棄其美質,而此處所說的則是瓊佩的美質,最終為人所拋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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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椒專佞以慢慆兮,樧又欲充夫佩幃。」
楚大夫子椒專權諂媚且傲慢放縱,那似椒非椒的茱萸(樧)竟又妄想塞滿盛香之囊以充作佩飾。關於本段比喻寓意,古注理解有所不同:《楚辭章句》以「椒」指楚大夫子椒,斥其專權諂諛、傲慢淫逸,而「樧」(茱萸)似椒非椒,比喻面從不賢之輩,此說指責子椒身居高位無憂國之心,反欲引薦不賢黨羽來充塞君王左右親近之位;另一說如五臣注與《楚辭補注》,則將「樧」直接比作子椒,認為子椒諂佞而貌似公義,如同樧之貌似椒,諷刺子椒以不具芳香之質妄充於香囊、侍奉君側;朱熹《楚辭集注》則依香草變質為解,認為椒本是芳香之物,如今卻變得邪佞,而樧本是臭物,如今更想塞滿香囊,批評世人只知鑽營求進以逢迎君主,再也無法敬守芬芳高潔之節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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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古注:楚辭章句、楚辭補注、五臣等舊注、楚辭集注;模型:Gemini 3.7 Flash (High)
「既干進而務入兮,又何芳之能祗。」
這兩句詩大意是:既然一心求取進用、汲汲於謀求仕途,又哪裡還能恭敬謹守芳美呢?「干」即求取;「祗」為敬,戴震《屈原賦注》釋為敬慎而不喪失。對於此句所指對象與「芳」的涵義,古注有不同看法:一說如王逸《楚辭章句》,認為這是指子椒,指責他只求自己向君王鑽營以得爵祿,哪裡還能敬愛並舉薦賢人;另一說如蔣驥《山帶閣注楚辭》,認為此處兼指椒與榝,指二者皆隨俗競逐名利,又怎能敬守自身原本的芬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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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固時俗之流從兮,又孰能無變化。」
這本是時俗隨俗同流的時代,又有誰能不發生改變呢?對於「流從」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與朱熹《楚辭集注》皆解為世俗之人隨從上位者的教化風氣,如同流水順勢而下;五臣注則指諂諛之風流行,眾人互為影響盲從;蔣驥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指前人隨波逐流、後人相繼跟從,一同向下沉淪。至於眾人何以「變化」,王逸與五臣注著眼於世俗之變節,深痛眾人在逢迎諂佞的世態下,無不改易操守以求隨時容身;朱熹則結合前文香草之喻,認為連繁盛的椒、蘭都已變質,其餘香草隨之變異亦在預料之中;蔣驥更深刻指出,昔日堅持修潔而受人嫉妒的士人,如今竟也與時俗俱化,可見黨人構禍日益急迫,這種令人心驚的世道劇變比巫咸勸離的言詞更為緊迫,促使詩人遠行的去計由此決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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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覽椒蘭其若茲兮,又況揭車與江離。」
看到原本應當芬芳盛美的椒草與蘭花竟也變得如此,又何況那些揭車與江離呢?依據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與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,「椒蘭」在此比喻子椒與子蘭,二人本宜如椒蘭般芬芳盛美,如今卻改變心志;而「揭車」與「江離」雖皆為香草,但香氣不如椒蘭之盛,用以比喻朝廷中的一般眾臣。全句意謂:眼見連本應芳香崇高的子椒、子蘭都變節墮落若此,又何況朝廷中那些本就不及椒蘭的其餘眾臣,他們又怎能不阿諛諂媚以求容身自全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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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惟茲佩之可貴兮,委厥美而歷茲。」
這佩飾本有著無比高貴的美質,如今卻委棄了這份美好而落得這般境遇。對於「委美而歷茲」何以致此,注家主要有被動遭棄與主動殉道兩派理解:王逸注將「歷」訓為逢,謂詩人內行忠直、外佩眾香,本極珍貴,未料明君竟拋棄其至美,致使己身遭逢災咎;洪興祖注對比上文子蘭捨德隨俗之「自棄」,辨明此處乃是被楚懷王所遺棄;戴震注亦主被動說,解為美質遭世人棄絕、為眾人所掩蔽。朱熹注則別作深解,認為此係以佩玉自況,並非被動獲罪,而是能不依恃其美以求取世俗資產,甘願捨棄美質之利以殉正道,因而落得如今困躓,其芳芬質性實不曾有所減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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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芳菲菲而難虧兮,芬至今猶未沬。」
香氣濃郁繁盛而難以消歇減退,這股芬芳長久延續,到今日依然未曾止息。依《楚辭章句》,「虧」訓為消歇,「沬」訓為停止,王逸以此比喻自己所行純潔美好、芬芳勃勃,確實難以減退,且久而彌盛,至今仍未終止;《山帶閣注楚辭》亦同樣將「沬」解為停止之「已」。另一說見於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,其引《說文》指出「芬」為草木初生、香氣散布之貌,並依音義將「沬」釋為微晦、昏暗(引《周易》「日中見沬」為例),則下句亦可解作美好香氣廣為散布,到了如今依然未曾昏暗衰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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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和調度以自娛兮,聊浮游而求女。」
我雖不為世所用,仍調和端正自己的格調與法度(一說指格調與器度),執守忠貞來自我寬慰娛樂;姑且從容漫遊,去尋訪理想的女子。對於「求女」之意,注家理解各有側重:王逸與五臣注認為是尋求志同道合之人;朱熹《楚辭集注》與《山帶閣注》則認為承接前文求索神女之意,實旨仍在於尋求賢君;《屈原賦注》進一步指出,詩人承前求女未遂而復託詞求女,是不忍明言與君王決絕離去,其漫遊尋求的深意實主於遠走自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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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及余飾之方壯兮,周流觀乎上下。」
我想趁著自己的儀飾與年力正當盛美壯健之時,周遊四方去上下求索。關於「余飾方壯」,王逸《章句》指自身年歲與道德正當盛壯之時;洪興祖《補注》與蔣驥《山帶閣注》則承接前文,指高冠、長佩與瓊佩等盛美的服飾,蔣注並說明「方壯」是承接前文年歲未老而言。對於「周流觀乎上下」,注家理解亦有分歧:王逸《章句》認為「上」指君王、「下」指臣子,是說周遊四方以考察君臣是否賢能,打算前往投效;另一說如洪興祖《補注》,則從巡遊天地著眼,認為是周遊於天界而後降下;蔣驥《山帶閣注》則聯繫上下文,指出這正是靈氛所言的「遠逝」與巫咸所言的「升降上下」,指在天地間周流往來的求索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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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,歷吉日乎吾將行。」
神巫靈氛既然已經向我昭告了吉祥的占卜,我便推算挑選良辰吉日,準備啟程遠行。王逸《楚辭章句》指出,此處「行」意指離開君王而遠去。對於「歷」字,古注引張揖之說訓為推算,五臣注釋為挑選,朱熹《楚辭集注》則兼融兩說,解為逐一數算而從中選定。至於歷經求問巫咸後何以獨言靈氛,《楚辭補注》認為詩人起初疑其占,後見巫咸與百神無異詞,方確信靈氛所告誠然吉利;然而詩人實未曾離去,只是設詞聊以自寬。屈復《楚辭新注》亦總結此處篇意,指出詩人面對哲王不悟,不從另尋明君之占,而從遠逝自疏之意;縱然設想行將遠逝以遂其願,內心終究「不忍去故鄉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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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折瓊枝以爲羞兮,精瓊爢以爲粻。」
我將要出發遠行,便折取生長於崑崙流沙畔、食之可長生的神樹玉枝作為配餐;又將玉石精華細緻磨治為行糧。關於「羞」字,王逸與五臣注釋為乾肉「脯腊」,洪興祖《補注》則辨析羞、脩有別,認為此處「羞」是指調和滋味的佳餚,而非乾肉。而對「精瓊爢」,王逸訓「精」為精鑿細米、應劭釋為精細,五臣注則解為舂搗;「爢」字王逸釋為細屑,戴震《屈原賦注》則解為米糝般的碎粒。全段意在說明,出行前折玉枝、製玉屑為儲糧,既如《周禮》所載食純陽之玉以禦水氣,亦藉飲食之芬芳香潔,以求長生延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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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爲余駕飛龍兮,雜瑤象以爲車。」
請替我駕馭起生有雙翼的飛龍,雜用美玉與象牙來裝飾車乘。在字義上,『瑤』一說為美玉(如《楚辭補注》),另一說為次於玉的美石(如《屈原賦注》);『象』則指象牙或象齒。此句表面描繪駕御神獸、乘玉象華車遠行,各家對其寄託則有發揮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飛龍是明智之獸,以龍玉之車比喻自身德行如龍似玉,世人卻無法賞識;五臣注則以飛龍比喻大道,瑤象比擬君子之德,意謂遠遊乃是駕御這份道德而行。至於此行的由來與心境,《山帶閣注》與《楚辭集注》指出兼具兩重用意:一方面是承接靈氛與巫咸的吉卜而出行;另一方面則是承接世道幽昧的情境,因上下無人與己同心,故懷離心自疏遠逝,以使禍患不及於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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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何離心之可同兮,吾將遠逝以自疏。」
既然彼此心懷異念,又怎能勉強相合?我唯有遠遠離去,使自己疏遠避世。關於「何離心之可同」,注家見解略有側重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解為賢者與愚者心思相異,詩人深知君王與己志向不同,故無法合同相處;《五臣注》則解為忠臣與邪佞各懷異心,忠佞勢不兩立,絕無苟同之理。正因無法諧同,詩人決意遠行去位、流遁避世。《楚辭新注》更從章法總論指出,此句是承接靈氛的吉占,就此開啟下文「遠逝自疏」的漫遊歷程;其後歷經神車周流崑崙與西極而不專指一方,不僅在於繫念身在秦國的懷王,言外更深寄著意圖逐滅強秦、雪恥復讎的宿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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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邅吾道夫崑崙兮,路脩遠以周流。」
我轉變前進的方向(《楚辭章句》與《楚辭集注》解「邅」為楚地方言中的轉向;另一說《山帶閣注》則訓為遲留逗留),奔向那遙遠的崑崙神山,前路漫長修遠,正可在廣闊天地間周遊四方。《楚辭章句》指出,這是設想自己離開楚國遠行,轉赴崑崙,要在周流四方的漫漫長途中尋求志同道合的同道。至於古籍中將崑崙描繪為西北天柱、百神與瓊玉不死樹所在等記載,《楚辭補注》總結此類神仙傳說「誕實未聞」,多屬荒誕難考;《屈原賦注》亦指出戰國方士好依託崑崙造不經之說,本篇只是借用作為寓言寄託,讀者不必深求其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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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揚雲霓之晻藹兮,鳴玉鸞之啾啾。」
此處描寫行進時的儀仗與聲勢,古注主要有兩種理解:對於前句「揚雲霓之晻藹兮」,《楚辭章句》將「揚」解為披開,「晻藹」為雲氣蓊鬱昏暗之貌,意指詩人從崑崙將升天時,撥開陰暗密布的雲霓,寄寓排開讒佞黨徒之意;五臣注則將「揚」解為高舉、飄揚,「雲霓」指繪有虹霓的旌旗,「晻藹」描繪旌旗繁盛遮蔽日光之景。對於後句「鳴玉鸞之啾啾」,《章句》認為「鸞」是以美玉製成、安裝在車衡上的鸞鳥形飾物,發出清脆鳴響;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進一步引典考證此為車駕上的鸞鈴,車馬行進時眾聲相和;五臣注則分別解為馬身上的玉佩與車上的銅鈴。兩說雖取象不同,但皆指出玉鸞鳴響且節奏整飭,表明詩人無論是將要升天抑或離國遠行,始終秉持操守、進退嚴守節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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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朝發軔於天津兮,夕余至乎西極。」
清晨,我從天上的渡口「天津」啟程出發;到了傍晚,我便抵達遙遠的「西極」。關於「天津」,注家多指東方箕宿與斗宿之間的銀河渡口(即析木之津),為日月五星往來、萬物生發之天之東津;另一說則指虛宿與危宿之北橫跨天河的天津九星。至於傍晚所至的「西極」,王逸《章句》釋為大地極西、萬物長成之處,整段行程朝發天東而夕至地西,既神速無比,又合乎陰陽化育之道;《補注》則另引古說,指出西極或指豳國,或指西方西極之山閶闔之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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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鳳皇翼其承旂兮,高翶翔之翼翼。」
鳳凰恭敬地奉持著旌旗,在高空中安詳和順地展翅翱翔。針對鳳凰「承旂」的舉動,古注主要有兩種解說:王逸注認為「翼」是恭敬,「旂」為繪有龍紋之旗,古時旌旗設於車上,此指詩人動靜合於天道,故鳳凰前來隨車護持旌旗,以嘉勉忠正有德之人,洪興祖亦引古禮支持鳳凰隨車相伴之說;另一說則如五臣注所解,認為鳳凰承持旌旗是在前方引路飛翔,和順整肅地護衛自身(洪興祖則辨其為誤)。至於「高翶翔之翼翼」(「之」一作「而」),古注釋禽鳥振翅一上一下為「翶」,展翅滑翔不動為「翔」,「翼翼」則是和順從容之貌,生動描摹出神鳥高飛展翅、和諧安詳的神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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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忽吾行此流沙兮,遵赤水而容與。」
忽然間我行經了這片流沙之地,沿著赤水從容漫遊。對於「流沙」,五臣注指其為西方極遠之境;地理上諸注多引《尚書》等指為西海居延澤;至於實況形態,王逸解為沙流動如水,《補注》引張揖以為是沙與水一同流行,顏師古則辨析為只有沙石流動而本無水,朱熹《集注》又引沈括所見踩踏如行幕動、陷則人馬皆沒的「活沙」以釋之。詩人所依循的「赤水」,注家多引《博雅》等指出其發源於崑崙山東南、流入南海。句末「容與」,王逸與朱熹注為悠閒遊憩之貌,《山帶閣注》則釋為徘徊回翔之態。王逸並闡發此句旨意,指出詩人行過流沙、循水游戲,縱然身處極遠荒遠之地,動靜舉止依然堅持以清白自我澡雪整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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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麾蛟龍使梁津兮,詔西皇使涉予。」
詩人揮手指令蛟龍在渡口架起橋樑,告請西方天帝少皞前來引渡自己。關於「麾」字,王逸《章句》解作舉手指示,五臣注則解作招喚。「津」字,《補注》引《說文》指一般的渡口,王逸則特指西海,並指出以蛟龍為梁,猶如周穆王聚黿鼉以渡海。「西皇」諸注皆指居於西方的少皞帝。對此段主旨,王逸《章句》以為動輒與神獸、聖帝相接,寄託了能濟渡萬民之厄的抱負;《山帶閣注》則視為周行天下的行程,指令眾車與少皞會合於西海之上,旨在周流四方、無所不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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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路脩遠以多艱兮,騰衆車使徑待。」
前方的路途漫長而且充滿艱難險阻,於是我吩咐隨行的眾多車輛先行抄捷徑,在前方等候。「艱」即艱難;「騰」訓為「過」,指讓車隊先行越過;「徑待」即由小路先走並在前方等候(「待」字異文有一作「侍」或「持」)。對於此行的背景與用意,古注各有說明:《楚辭章句》認為此處指通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,非凡人所能經由,故命眾車循小徑先行相候,以此寄寓自身所行高遠、無人能及;《楚辭集注》則結合行程指出,此為詩人吩咐眾車取捷徑先過等候,自己則將取道不周山向左行進,兩路最終在西海之上相期會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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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路不周以左轉兮,指西海以爲期。」
我取道崑崙西北的不周山,折向左方前行,並告知同行的車隊,相約在西海會合。對於路經不周與「左轉」,古注理解互有不同:王逸《章句》訓「轉」為行、「指」為告語、「期」為會合,指出經過不周山是喻指自身道義不合於世俗,向左轉行則是感喟君王行事乖舛、與自己志趣相左;五臣注則以為左轉乃取意於君子崇尚左方;洪興祖《補注》則考證不周山在西北、山形殘缺不圓,並藉方位對比指出由西北折向西方實為自右向左的行進路線,並非五臣所言的尚左;而眾車所相約的西海,即典籍所載西方極遠的海域。全句由此連貫出經由不周、向西海進發的行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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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屯余車其千乘兮,齊玉軑而並馳。」
我整頓聚集起上千輛車馬,車軸以美玉為飾(或作玉製車轄),軸端平齊,浩浩蕩蕩地並行奔馳。此句中,「屯」字王逸注為陳列,五臣與朱熹注為聚集;「軑」字王逸一說為錮,一說為車轄(插銷),朱熹解為套於車轂內的金屬輨,戴震《屈原賦注》釋為包在車轂端的金屬飾件(引《方言》謂南楚稱輨為軑),洪興祖《補注》則引《方言》解為車輪。「齊玉軑」即形容眾車飾玉的車轂互相平齊、齊驅並進。對於本段意旨,各家見解不同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這象徵跟隨自己的人眾多且皆具玉一般的品德,足以輔佐千乘之君治理國家;五臣注則以車比喻君子自載之德,認為聚集千乘象徵集聚了極為深厚的道德,隨處皆可行走;而顏師古與《屈原賦注》則以為,此處是描寫詩人身遭困厄幽居、胸中愁悶,藉馳騁以苟延歲月、自求娛樂,然精神奔馳漫無終止歸宿,反而更加深了心中的煩憂鬱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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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駕八龍之婉婉兮,載雲旗之委蛇。」
我駕御著體態宛轉盤旋(婉婉)的八條神龍,車上載著舒捲悠長(委蛇,一作逶迤)的雲旗。對於句中意象,古注有不同詮釋:關於「八龍」,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視為具有神智之靈獸,以此比喻己德如龍、足可制御八方;五臣注則提出另一說,以為「八龍」是指天地的「八節之氣」,言自身所往皆與神同遊,故能御氣為駕。關於「載雲旗」,王逸以為象徵己德如雲、能潤澤施惠萬物;《楚辭補注》引《文選》注則另有一解,指旗幟高至雲端故稱雲旗;五臣注則承前神遊之意,解為載取行雲以作為旗幟。整句連貫表現出行時駕龍載旗之貌,既可照應注家所言之盛德兼被,亦可見神遊天地之高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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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抑志而弭節兮,神高馳之邈邈。」
我壓抑下心志,放慢行車節奏,然而精神依然向高處奔馳,飄向遼遠的遠方。對於此處放慢節奏的用意與心神狀態,古注理解各有側重:王逸《楚辭章句》認為,詩人雖駕乘雲龍,仍自加克制而徐緩前行,以保持高潔獨立的志行,高遠得使世人無法追趕得上;五臣注則將此徐行解釋為對世人的眷顧,認為詩人按節緩行是為了在途中等候世人跟上,無奈自身境界邈遠,世人終究無法企及;朱熹《楚辭集注》則著眼於外在動作與內在精神的張力,解為詩人外在雖按捺節奏徐徐慢行,但精神卻依然高蹈奔馳,縹緲高遠而再也無法加以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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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奏《九歌》而舞《韶》兮,聊假日以媮樂。」
演奏起《九歌》並伴隨著《韶》樂起舞,姑且借著時日苟且尋歡作樂。對於篇中所奏樂舞,《楚辭章句》認為《九歌》為夏禹之《九德》之歌,《韶》為虞舜之樂;《楚辭補注》則引古籍另立一說,指出《九歌》與《九韶》亦有傳為夏后啟所作或所舞之樂。至於此舉之意涵,《楚辭章句》解釋為自身才德高明,本應輔佐聖帝開創太平,如今生不逢時,只得借時日遊戲偷樂;而《楚辭補注》引顏師古說,則指出此係身遭幽困厄難、內心愁悶,因而假延時日、借日度時以苟且求樂。注中亦辨明此句雖有異本作「暇日」,但若讀為閒暇之「暇」,便失去了借延日月以排遣憂悶的原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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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陟陞皇之赫戲兮,忽臨睨夫舊鄉。」
我登上光明耀眼的皇天之上(「皇」指皇天;此句異本或無「陟」字,「陞」亦作「升」;對於「赫戲」,王逸與朱熹注訓為光明之貌,洪興祖注則引《西京賦》解為日光炎盛熾烈,「戲」同「曦」),忽然居高俯瞰,回首顧盼故鄉楚國(「睨」,王注訓為觀看,朱注則訓為旁視、側目)。王逸指出,屈原縱然歷經西海、登上光耀的天庭,仍不足以消解憂愁,依然愁思深戀楚國;朱熹與蔣驥進一步闡發,屈原託言此行本擬周流上下、遠去求索,卻在登高之際因眷戀宗國而毅然止步回顧、卒反於楚,正是仁愛與道義到了極致的流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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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僕夫悲余馬懷兮,蜷局顧而不行。」
駕車的僕夫深感悲傷,我的馬兒也眷戀思鄉,身軀盤曲不前、頻頻回首顧望。依王逸注,「僕」指駕車僕御,「懷」為思念故鄉;針對「蜷局」的態樣,王逸釋為身形詰屈不行,洪興祖《補注》進一步說明如蟲形盤曲,五臣注則釋作曲身回顧而不肯前行。在篇意理解上,古注皆由此闡發屈原眷顧楚國的心志:王逸《章句》認為這是屈原設想周遊天地時忽見楚國,藉僕御悲感、行馬思歸而不肯前行,自明其終不忍離去之義;蔣驥《山帶閣注楚辭》則在篇末總案申發,篇中「往觀四荒」本是見疏時的初願,至此深念身為宗國世臣、義不返顧,藉僕馬之悲懷定去留、決猶豫,自此確立寧死不改其脩、追隨彭咸的歸宿與忠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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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亂曰:已矣哉,國無人莫我知兮,又何懷乎故都?」
「亂曰」標誌著全篇的總結。古注釋「亂」,王逸訓為「理」,指整理詞旨以總括要領;朱熹、洪興祖與蔣驥等則指出「亂」本為樂曲終章之名,是篇章告成時撮取大旨以收束全賦。開首「已矣哉」,王逸與朱熹注為「絕望之詞」,洪興祖引孔安國注則視為「發端歎辭」。「國無人莫我知兮,又何懷乎故都」,注家皆解「無人」為楚國沒有賢人,全句意謂:既然國中沒有明賢能理解自己的忠信,我又何必再苦苦眷戀故國都城?對此後結的意旨,王逸注直指既無知己便無須再戀故鄉;朱熹、蔣驥與屈復等注則進一步闡明,正因時君不可與共謀美政、楚國不可一日留,詩人遂決然斬斷對故都的留戀,堅定走向以死追隨彭咸的最終歸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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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既莫足與爲美政兮,吾將從彭咸之所居。」
既然當世的君王無道,不足以與他共同推行美德、施行善政,那我便將投身自沈於汨淵之中,前去追隨彭咸,與他一同居處。《楚辭章句》指出,這兩句意在表明當時世上的君王昏暗無道,已無法與之共同修明德行、廣施善政,所以自己決意自沈於汨淵深處,前去跟隨彭咸而居處相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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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敍曰:昔者孔子叡聖明喆,天生不羣,定經術,删《詩》《書》,正禮樂,制作《春秋》,以爲後王法。」
序文說道:從前孔子睿智至聖、通達明哲(注謂「喆」音同「哲」),稟受天賦而超絕凡庸、卓然不羣;對此《補注》指出異文有一作「天生不王」。他考定經學法術,刪選整理《詩》《書》(《補注》亦記另一傳本作「俾定經術,乃删《詩》《書》」),匡正禮儀音樂,編修製作《春秋》,以作為後世君王效法的準則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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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於是楊、墨、鄒、孟、孫、韓之徒,各以所知著造傳記,或以述古,或以明世。」
在這樣的情況下,楊朱、墨子、鄒衍、孟子、孫卿、韓非這一類學者,各自依據自己所知的學識來撰作典籍、著述立說。正文作「或以述古,或以明世」,指這些著述有的用來記述古代事理,有的用來辨明當世政事;而《楚辭補注》載錄異文指出,此八字另一版本作「咸以名世」,意即諸子全都藉由著述而揚名於世。兩種說法一者側重於撰作內容旨在述說古代或辨明當世,另一說則強調眾人皆以此在世間成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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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而屈原履忠被譖,憂悲愁思,獨依詩人之義而作《離騷》,上以諷諫,下以自慰。」
屈原履行忠貞之節卻遭受讒言陷害,內心滿懷憂傷與愁思;注解另記一本作「憂愁思憤」,指憂思之中兼帶憤鬱之情。在此境遇下,他獨自遵循詩人諷諫寄託的義理而創作《離騷》,對上用以諷諭勸戒君王,對下則用以抒懷排遣、自我寬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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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楚人高其行義,瑋其文采,以相教傳。」
這段話是說,楚國的人們十分尊崇他的品行與道義,亦極為賞識、看重其文辭的華美采質,並以此互相傳授與學習。至於文末的「以相教傳」,《楚辭章句》記錄此處有版本異文作「傳教」;兩者文字次序雖略有不同,但涵義相通,皆指楚地之人將其德行與辭采彼此輾轉流傳、相互教習傳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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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後世雄俊,莫不瞻慕,舒肆妙慮,纘述其詞。」
後世出類拔萃的英豪才俊,無不對其心懷瞻望與崇慕;在文句異文上,《楚辭補注》指出「瞻慕」亦有一本作「瞻仰」,同表敬仰之意。他們因而舒展馳騁、盡情發揮其精妙深微的心思意緒;對此,《楚辭補注》亦錄有另一異文作「攄舒妙思」,即抒發暢達巧妙深遠的構思。後人在此基礎上繼承延續,發揚並著述其辭章文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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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逮至劉向,典校經書,分爲十六卷。」
到了劉向主管校訂典籍之時,便將這些文獻整理、分列為十六卷。關於句首的「逮」字,顏師古注指出應讀如本字,即依其原本音義解作「及至、到了」。整段串講意為:及至劉向掌管校勘經書的時候,才將各篇劃分編定為十六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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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其餘十五卷,闕而不說。」
本段正文的意思是:其餘的十五卷,在此暫且存闕,不加以解說與論析。針對字句異文,《楚辭補注》記錄「其餘十五卷」在另一版本中寫作「十五篇」。整句話直接說明,對其餘剩下的十五卷(另一版本作十五篇)採取缺略不說的態度,在此不予展開討論與詮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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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又以壯爲狀,義多乖異,事不要括。」
此處文意是指:文中又把「壯」字當作「狀」字來理解或改寫(《楚辭補注》指出此處另一版本「壯」作「扶」,即讀作「又以扶為狀」),以致文義多有乖違與歧異不合之處,所敘述的事情也無法提綱挈領、總括要點;對於句末的「事不要括」,《楚辭補注》另記有版本將「括」作「撮」,兩說意旨相通,皆指事情紛雜而無法摘要綜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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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今臣復以所識所知,稽之舊章,合之經傳,作十六卷章句。」
如今我再憑藉自己所了解與掌握的學識,去查考古代舊有的典章文獻,並與經傳典籍相互印證符合,編撰作成這十六卷的章句。其中「稽之舊章,合之經傳」這八個字,《楚辭補注》記載另一本作「稽之經傳」,即直接表述為考查經傳典籍。整段話表明作者依據自身見知,廣泛參驗典章與經傳,進而著述成這部十六卷的章句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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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,比干不悔於剖心,然後忠立而行成,榮顯而名著。」
因此,伍子胥不因漂浮於江中而心生怨恨,比干也不因遭受剖心之痛而感到悔恨。正是在經歷了這樣的磨難之後,他們的忠誠(《楚辭補注》指出一本作「德」,即品德)才得以確立,品節操行才得以成就圓滿,榮耀得以顯揚於世,聲名也隨之彰明昭著(《楚辭補注》指出一本作「稱」,即受世人稱道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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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若夫懷道以迷國,詳愚而不言,顛則不能扶,危則不能安,婉娩以順上,逡巡以避患,雖保黃耇,終壽百年,蓋志士之所恥,愚夫之所賤也。」
至於那些身懷治國之道卻任由國家陷入迷亂之人,依《楚辭章句》所解,「詳」通「佯」,即假裝愚鈍而不發一言;在國家傾覆時不能扶持,危難時不能安定,只知婉順逢迎以順從君上(此處「婉娩」,《楚辭補注》載異文一作「娩娩」,一作「僶俛」),徘徊退縮以躲避禍患;這種人就算能夠保全壽命、活到百歲高齡,也向來是有志之士所深以為恥,連平庸愚拙之人也會鄙棄輕賤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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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而班固謂之「露才揚己」,「競於羣小之中,怨恨懷王,譏刺椒、蘭,苟欲求進,強非其人,不見容納,忿恚自沈」,是虧其高明,而損其清潔者也。」
然而班固(《楚辭補注》指出亦有版本作「班、賈」)卻評價他「顯露才華、炫耀自我」,批評他「在眾多小人之中爭權競逐,心懷怨恨對待楚懷王,譏刺斥責椒與蘭,只是苟且謀求進用,更硬要(《楚辭章句》注明「強」字音巨姜切,為勉強、強行之意)非難指斥他人,在不被容納接納時,便忿恨怨怒而投水自沉」。本段論述指出,這種批評實則是貶損了他高遠明達的德行,並傷害了他清潔純白的人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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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昔伯夷、叔齊讓國守分,不食周粟,遂餓而死,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。」
從前伯夷、叔齊互相推讓國位,恪守自身的本分(《楚辭章句》指出「守分」一作「守志」,即堅守高尚志向),不肯食用周朝的糧粟,最終飢餓而死;像這樣的人,哪裡還能說他們對世道有所企求而心懷怨恨呢(《楚辭補注》記載「怨望」一本作「恨怨」)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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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且詩人怨主刺上曰:「嗚呼!小子,未知臧否,匪面命之,言提其耳!」風諫之語,於斯爲切。」
再者,詩人因對君主心懷幽怨而譏刺上位者——對此句《楚辭補注》指出「刺」字另有一本作「諫」,即規諫之意——曾說道:「唉!無知的小子啊,尚且不知何為好壞善惡;我不僅當面告誡你,更扯著你的耳朵懇切叮嚀!」這種寄託諷諭以進諫的話語,在這裡顯得最為懇切痛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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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引此比彼,屈原之詞,優游婉順,寧以其君不智之故,欲提攜其耳乎!」
藉由援引此處的事物來比附彼處的事理,屈原所用的言辭從容舒緩、委婉和順;哪裡會因為君王不明智的緣故(古注校記指出亦有版本多一「為」字,即作以君王為不智),就想要揪扯著君王的耳朵去當面強行訓誡呢!全句以反詰語氣說明屈原行文委婉順適,絕非採取拉耳強諫的直露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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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故智彌盛者其言博,才益多者其識遠。」
因此,智慧越是充盛卓越的人,其言談議論便越加廣博宏富;才識越是豐沛多能的人,其見識與眼界也就越能深遠廣大。此處『才益多者』,依古注校勘,『多』字亦有一本作『劭』;一說作『多』指才能富足,另一說作『劭』則指才德美好高盛。兩說均表明,個人的智慧與才具越是深厚美善,所發之言便越廣博,識見亦越發高瞻遠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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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終沒以來,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,莫不擬則其儀表,祖式其模範,取其要妙,竊其華藻,所謂金相玉質,百世無匹,名垂罔極,永不刊滅者矣。」
自屈原逝世以來(另一版本作自「孔丘」逝世以來),知名學者與博達之士創作辭賦,無不以其體式為準則、宗奉其典範,汲取其精妙意旨與華美辭藻。其辭賦正如具有金玉般的美好質地,歷經百代(另一說作「百歲」)都無人能比,其聲名將永遠流傳、永不磨滅。關於此處篇意與名垂不朽之由,一說引班固序文認為,屈原露才揚己、沉江而死非明智保身之士,能名垂不朽主要在於其文辭弘博麗雅、為後世辭賦之宗師;另一說注家折衷辨正指出,屈原為楚國同姓宗臣,無可去之義,捨身取義乃竭盡忠愛之誠,其英烈之氣與深奧至道豈與身俱亡,司馬遷贊其志可與日月爭光方為深知屈原,故其道德文章皆能永不磨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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